王建房:喝烈酒唱摇滚的西安人 || 贞观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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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期：城墙下的摇滚 

 王建房 ：西安歌手、词作者、音乐人

 树哥  ：“贞观谈”与谈人，本名陈刚，资深编辑、撰稿人，在西安生活五十年

▍地点：西安哈雷工坊

王建房：好多东西我现在都不了解，看不懂。

树哥：陕西人原来是要喝西凤的。

王建房：敬树哥。

我一个朋友请咱吃饭，吃了一个日本料理。我开始对这个东西不太喜欢，主要是清酒没有度数，清酒老喝着不过瘾。但是人家请咱吃饭嘛，就喝了好多壶清酒。他们跟我讲寿司咋做，人家是经常吃日本料理的。我跟我媳妇讲其实这不难，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做寿司的教程，开始买工具、包寿司。我给她包寿司是陕西味的（改良过的），我给大米里面加点辣子，按我的喜好把它弄好，用紫菜卷包上，拿那个竹帘子一卷。还有必须要买个好刀，刀不好就切不好，最后把那些东西切（好）摆在盘上。给我媳妇还做过几次，那个帘现在还在呢。

树哥：我看过你的照片。你做饭势大的还戴一个帽子。

王建房：我戴了一个帽子，而且那个炒勺和炒瓢都是比较专业的。年轻娃们研究星座以后，我这种（星座）是他们最不待见、最讨厌的，AB型（血）处女座。

因为现在（我的团队）人多，要是大排（练）的话，我们必须要把音响师、灯光师、VJ叫到一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得到齐。因为要面对不同的场地，来回的调位啊，助理在什么时候给你换琴啊，每个环节要在前期给你说好，现场要这样根本就来不及。

树哥：你现在乐队几个人？

王建房：乐队现在七个人，工作人员是九个人。

树哥：其实真的有一个老哥们磨合在一起的好乐队也很不容易。

王建房：找乐手比找媳妇都难。

树哥：对呀，大家要对脾气。

王建房：在一块磨合是需要时间的。

王建房：哥，就是那年，咱们喝酒那天晚上演出，那是第一次唱得《在人间》。

树哥：那是哪一年？

王建房：那是……我跟你算啊，是2011年还是2012年，就是城墙下的摇滚嘛。（噢对对对对）城墙下的摇滚就是第一次在唱这个《在人间》。

树哥：那这好家伙，隔了也有七年了（对）。七年了这首歌现在才大火。

王建房：对。所以你提到这，我突然想起那个歌第一次就是在那场唱完。那时大家还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唱这歌的时候还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故事，介绍这首歌原创为啥把咱们感动了。然后咱们重新填个词，咱们填词写的是咱们当下西安人、西安音乐人的一种生活，不为人知那种生活 （精神状态）。

树哥：前段时间张韶涵在“歌手”把那个《在人间》又翻唱了，现在一下子火得一塌糊涂。网上前段时间那个《隧道哥》的那个视频你看了吗？（那个我知道）那上面放着你的歌然后嚎嚎大哭，所以这个歌一下成了2017年的“十大神曲”。

王建房：湖南卫视那边的负责人找到我的经纪人，说他们想翻唱这首歌，提过这件事情。我们最后一想，既然是翻唱的话，大家喜欢那就唱呗。所以就写了一个相关的手续，因为这首歌的授权在我这儿，咱们这是对一个音乐人的一个基本的版权的（尊重），咱必须得来把这个手续给办好。就为这，去年我也是突然有这种压力，突然几百万人就攻击你、骂你。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懂，然后就说这个抄袭啊什么的。其实咱们每次演出，包括在网上发这个东西都会写作曲是谁，我们只是填词。

树哥：何况咱们最早演出的时候把（原来的）这个故事都讲出来了。

王建房：然后突然间这个歌就发酵，他们说张韶涵要翻唱这首歌，把歌词还发过来，我还看了一下。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词，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因为最早这个《在人间》这首歌唱的是我自己，当时填词的时候我不能假设一个人，咱就写自己就行了，这几十年不是这样子过来了。

树哥：但是整个一改完后完全语境变了，讲的不是一回事。崔健说摇滚像把刀子一样，非常狠，反过头来我再听这个歌，老实说这些年来，还真的挺少有这样的歌让我那么感动，里边的有些词写的真的是句句诛心，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才有这感觉。

王建房：当时就是就为这个歌词，我和我的制作人就在一块商量，这个歌能不能这样子唱。我说应该没问题吧，（制作人）仲伟说不敢不敢，歌词没有人这样写过。我说这没有关系，咱写的是自己嘛，我也没有说外面要怎么样，就是写个内心感受就行了。

树哥：我当时听完了以后这个歌的时候就想起一首诗，原来那个顾城写的，知道的人比较少，叫《答宴》。“我端起这杯苦酒/对生活说 不够/在需要心的地方/请放上一块石头”。我觉得现在西安好像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说艺术要触动人心，而且西安人不管是从最早郑钧、张楚他们到许巍，一直到你跟马飞，跟外地的这些歌手从思想状况状态和对于艺术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王建房：对，这个主要是前辈老大哥他们的那种态度就会影响到我们。你像咱们国内华人里面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崔健、罗大佑，包括李宗盛，然后后面就是咱西安这三个大哥。到现在有时候觉得我们这种坚持其实是正确的，只是好多人每个人生活方式不是太一样。通过这么多年中国音乐的这种变化，我喜欢的这些音乐人，我尊敬的音乐人，他们到现在一直还在坚持着，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市场。他们的音乐为啥能坚持到现在，就是有自己对音乐的一种态度。延续到现在，我们也会这样做。

树哥：甚至于不单是音乐态度，是个人生态度。

王建房：对，就是做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不放弃、不妥协，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会考虑好长时间，这个对还是不对。我们既然要选择做的时候，别人谁也挡不了，就坚持自己，不要去迎合。因为现在迎合的成分太多了，所以咱们就不要凑这个热闹。

树哥：但是这样做说到容易做到难，张楚最早的时候就没有演出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西安曾经原来最早的有一次摇滚演出，就是在咱们那个西郊的协和酒店，蔚华、高旗他们来了。

王建房：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去，我光知道咱西安在95年搞了“西部大摇滚”，把西安大多数的乐队都聚到一块搞了一次活动。那个时候这种演出主要是太少了，设备呀各个方面条件也不成熟。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唯一觉得好的方面就是激情够了。

树哥：那你是哪一年到西安的？

王建房：我是92年

树哥：92年，那时候多大？

王建房：22岁。我是87年考的艺校，艺校有个歌舞班，专门学习流行音乐。那还不叫流行，叫轻音乐，我那个团体叫轻音乐团。（新蕾是吧？）不是新蕾，新蕾牛，新蕾那时候是全国最牛的。新蕾是私人承办的，我们这是剧团来承办的，专门成立了这个轻音乐团，我们是学员。

经过就是不到一年的一个训练，我们是一边实习，一边演出，这样子我们就开始走向走穴的道路了。那时候完全对社会不了解，就跟着我们老师去全国各地到处去走穴。开始觉得很新鲜，但是干一干就知道那太辛苦了，那各种各样的危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就一直那样子演，演到学校毕业以后。

树哥：你当时是唱什么，翻唱谁得比较多？

王建房：我当时唱的是《成吉思汗》，还有《信天游》（杭天琪他们那首）、《站台》（张行的《站台》）、《热线你和我》，那个年代就是这些。我还唱了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抒情歌叫《望着山望着海》。

树哥：这是台湾歌？

王建房：对，《望着山望着海》。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允许，还是鼓打唱。我一开始是学员，到最后走穴演出的时候我就攒底了，所以相对我的劳务费比别的人稍微要高（压轴了）。开始进校时演出是两块五一天。

树哥：87年两块5也不少。

王建房：你算起来一个月75块钱，比我爸的工资还高，那时候我爸工资是48块钱。

树哥：我是86年大学毕业的，我的工资是76块5嘛。

王建房：那个不一样，你这个工资在食堂吃饭，我们这个是2块5在外面吃饭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不乱花，吃个两顿饭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年轻，饭量也大，就慢慢觉得走穴没有啥意思，我说不能再这样子浪费了，然后我就到西安来，临离西安也近。然后就想通过认识的人找这些老师，我想跟他们重新学习，不想再跑了。

在西安你得生活呀，那时候我想我在走穴干了这么多年，也有点经验，我就在那个大舞厅里面唱歌。那时候大舞厅还没有纯电音的 ，就是鼓带着管乐的那种。然后我唱的歌大家还都不太喜欢，因为他们要跳舞呢，一首歌要唱六七分钟那样子。我那时候唱的歌已经变了，开始上艺校的时候奔着《冬天的一把火》 《成吉思汗》走呢，89年有了崔健了以后我就把那些歌抛弃了，我说我要向崔健学习，所以我就一直唱崔健的歌。在大舞厅唱崔健的歌大家都不太喜欢，你想管乐伴奏一个《假行僧》、《花房姑娘》，我还喜欢《唱一把刀子》，所以人家说你这个肯定不行。

树哥：你当时在西安主要是在哪几个歌厅？

王建房：我现在记得最清的是长兴饭店，那是我去得最多的。最后人家的意思是不要我了，我说那是这样，我来唱可以免费，我不要钱嘛。我就想在那通过在那儿演出，一个是锻炼，二是想认识好多老师，想跟老师学习一下，看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适合我演出的地方。然后就学了好长时间，一直是这样子，生活都成问题了。

刚好92年底又一个走穴的歌舞团，想让我跟他在一块去演出。我当时也是为了挣点钱，我就跟他们又跑了一圈，整个把西北五省、西南这边，把半个中国又走了一圈。走穴的这个市场到最后不景气，吃饭都成问题，经常就是一天两天不吃饭，没钱吃不了饭，完了以后他们再找一个机会。因为走穴我跟着你们这个团，我和谁都不认识，然后他们经常连夜转点，把东西一装就走了，把我一个人就扔到这儿了，所以大家在里面学了好多生存的办法，就是晚上你让我住招待所，我不住，我要住在舞台上，我要枕个军鼓，他就没办法搬走了。因为军鼓很重要，没有军鼓就演不了，你要移军鼓的时候我头枕着呢，那我就醒来了“你要干啥？”

树哥：他们是不是一走你可能就回都回不去了？没车呀。

王建房：我有一次就是一个人从铜川就走回来了。

树哥：从铜川走，走多长时间？

王建房：现在记得是下午的5点，然后走到我家是到第二天早上6点，我还穿的拖鞋。

树哥：那你这个经历还真的是，你像张楚他们那时候，顶多就是在大学里边，根本没吃过你这种苦。

王建房：他们和我不一样，我就是从最底层就是慢慢朝上面干的，各种演出的形式我们都经历过，那个太苦了。所以93年我想算了，走穴就不干了，我得好好的组乐队。那时候一直想组乐队，因为有崔健这个偶像在那放着。组完乐队，刚好赶上省台要拍春节晚会，需要一个像西北男人的这种嗓子的人，然后别人就介绍我过去试了一下，试完以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树哥：那是哪一年？

王建房：93年。我是93年参加 94年和95年的两届的春晚。我觉得就是算了，还是好好的干这些事情比较有意义，所以组乐队，然后还到深圳淘了一段时间金，到那去也失败了。因为他们那边对待音乐的理解跟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老唱的是崔健的歌，然后唱自己的，他们那边完全不接受，你要生存的话就得唱粤语歌。这个粤语歌对我来讲太难了，这个就没办法，因为从心里面开始抵触这个东西，可能就学不好，所以就回来踏踏实实算了。就组乐队，还是写自己的作品。

树哥：什么时候开始很自觉的想要用陕西方言来唱？

王建房：95年。

树哥：为什么？什么样的契机？

王建房：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模仿崔健，95年以后有一个转变，就是看完那个西部大摇滚，还有参加了他们在西安乐队做的那个party（聚会），我把整个的演出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风格的变化还有辨识度不明显。就是你听他们作品的时候，就感觉国外哪个乐队好像也一样。那个年代我也写过几首类似这种的歌，我都不好意思唱，我唱的时候感觉跟他们也很像。（都是叮叮咣咣叮叮咣咣的）因为大家那个年代所有掌握的了解的西方音乐其实没有多少，就是一盘录像带，你看完了以后传给我，我看完以后传给他，所以大家都是根据有限的流行乐知识，所以写的歌也千篇一律都有点像。

那时候我想，这个事咱要做估计没有出路，要不然我变一下。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秦腔，爱唱秦腔，我想着能不能把方言、把秦腔融进来，这样我再去做的话，会稍微能得心应手一点，因为对这个比较了解。我想找一个能让自己表达内心最方便、最简洁的一种形式，所以我就尝试着把这些慢慢在一块揉。最早就是那个《活着》、《大老碗》、《啥加啥》，就是在90年代末期，95年以后又开始琢磨这些歌。但是写完了以后就是一片骂声，咱西安人完全不接受。

树哥：因为人们直观的感觉，西安话就是土锤联系在一起。

王建房：我也经常在那种焦虑当中，但是你做还是不做，这毕竟可能是另外一条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慢慢的到现在，西安有好多乐队也都开始这样做了。比如说是咱们陕西人从小接触的母语就是陕西话，我们了解方言只是一种表达的形式，要想把我们的东西让全国更多的人去了解的话必须要变通一下，不是用最原始、最纯、最土的这种方言这种形式把它呈现出来，那没有人会接受，你必须要了解当下的这个环境，用你有限的知识尽量的把它积极健康的传出去，偶尔的其实带一点就够了。

树哥：我觉得你这个分寸在这次《在人间》这首歌在“13亿分贝”（节目）上的这个分寸就非常好，整首歌语言不会成为障碍，局部的这些词用方言加重了语气，但是不妨碍大家语言上的 交流，不会因为方言成为一个（障碍）。

王建房：有时候非得要用一种别人接受不了的坚持，我觉得其实对自己是一种伤害，没有必要那样子去做，完全可以把它变通一下。陕西的东西还可以这样子，因为咱们的陕西的方言和普通话好多都是比较接近的，你可以换一个字，这样子马上大家都会明白。像“恓惶”我是必须要坚持的，你不懂“恓惶”没有关系，但是我演示恓惶的时候是用普通话来演示的。

树哥：而且恓惶这两个字，书面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因为方言都是古汉语，而且它的整个的语义的丰富性是非常强的。

王建房：我每次念的时候，就喜欢拿普通话和方言对比，越念我越觉得还是方言比较有力量，（表达的可能更丰富），能表达我的那种想法。

树哥：那你当时那么喜欢摇滚乐，怎么没有想到去北京？

王建房：我去过呀。

树哥：哪一年？

王建房：2005年。我最早在西安组乐队的目的就是要去北京。去北京就是因为当时听完张楚、郑钧，后面到许巍。我和我的制作人仲伟就在一块，一直想赶快把咱的歌做好，咱要上北京，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还是唱片时代，因为我前期做过功课，每个唱片公司在什么位置我们都知道，在网上都查过的。我们去把几乎北京所有的唱片公司都跑遍了，到公司之后就把那个CD小样给人家，然后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留下。那时候一直在跑唱片公司，有十几家还是比较喜欢，咱这种形式他们没有听过，也不知道这是个啥。这是摇滚乐吧，咋有好多还听不懂，加些方言，还加了咱们陕西的板胡等一些民族器乐。他们不敢确定这种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能不能用，就是先见个面先聊一下，能不能先发个单曲。因为我过去啥也不懂，对这个完全不了解，就听咱们西安这边有经验的人讲不要发单曲，要弄就弄个专辑，所以就一直奔着专辑走。刚好有一家公司就说那行吧，我觉得可以冒一次险，这样就合作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们的发行、前期宣传工作都没有做好，到最后发完了就发完了。

树哥：但是我觉得你也是有点生不逢时，05年的时候庞龙《两只蝴蝶》这种市场化都开始了，不管是唱片公司也好，还是受众也好，人们的心态已经比较浮躁了。

王建房：我到现在啊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力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庞龙老师是我的朋友，那个时候《两只蝴蝶》还没有发之前，他把这首歌让我媳妇听了，我媳妇让我听了，那时候我就那把咱的专辑都做完了，我在家听完了以后，我跟我媳妇说，你给庞龙讲一下，这首歌千万不敢发，一发就完蛋了，这种歌千万不敢唱，我说这首歌不行。然后我说完还不到一个礼拜，这歌（两只蝴蝶）火得一塌糊涂，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会唱。所以我当时想我的判断力是否有错误？我想应该没啥问题。我当时说这首歌不好是因为我本人不是太喜欢。从05年一直到13年，整整八年时间和北京那边的签约就一直在继续着，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发展。

树哥：所以你人在北京还是在西安？

王建房：没有，我回来了，回到西安了。但是没有办法，那边不解约，我就一直在西安呆着。但是也郁闷，公司也不宣传你，但是你也不能接任何活动，你要接活动的话就违约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我想那就等吧，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唯一好的就是这八年我在西安没有坐等，我还一直在和乐手排练，该写歌还继续写歌，就是一直还在学习，这个对以后可能都有更多的帮助。这几年就是我们总的来讲还算可以，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把我们这个团队要组建完整，我们（团队）现在就是接近目前国内的一个标配，你要对你的作品、你的演出要负责任 ，要有一个好的品质。

这已经到了40岁了，其实慢慢做了这几十年，越来越觉得有意思了。这个意思在哪？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学习，永远都会年轻（心态是年轻的）。我跟我们乐队开会就说，咱们完全还可以再干大概20，20年以后干不动了，咱可以做幕后，大家都这么热爱自己的事业，这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情。只有慢慢老的时候，你才有更多的故事跟别人讲，所以千万不敢嘲笑老人家 ，老人家其实有太多故事。

树哥：咱们最后说说西安吧。你在西安这么多年，你怎么感觉这样的一个城市？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地方？

王建房：我那天算了一下，我来这个城市26年了。从冷漠，然后慢慢到熟悉，像现在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每一个时期的变化都在我的记忆里面。所以我经常会把我对这个城市的记忆通过我的作品表达出来，这个城市有那么多的历史，我们通过书本上去了解，我们的先人在这个城市里面曾经都干过些什么，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动力。我一直想把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些东西通过音乐作品表达出来，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的确就是发生了一个飞跃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太大，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特别是最近这一两年，又不一样了，突然这个城市的这种干净给我的印象就非常好，不管是做任何事情，包括一个人的外表，还是有点唊烦（絮叨）。所以这个城市的干净我觉得非常好，最起码就跟你的家一样，家里乱七八糟那谁看着都别扭呀。

去年慢慢的了解这个城市的变化，西安市有“三项革命”：行政效能、、烟头革命。而且还我还很高兴，我为了这三项革命还参与拍宣传片。就是这个城市开始发自内心要有一个变化，不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你到这个城市来，只要为这个城市做出了贡献，就应该得到这个城市对你的尊重。这里虽然不是你的故乡，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得到相互的尊重，所有你想象的，为这个城市贡献自己的青春，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也就是我们陕西人的财神。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尊敬一个财神，就是要有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态度，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

树哥：因为我从小就在西安长嘛，所以我的感觉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要逃离这个地方，像我问郑钧，他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能逃离西安。以前西安小，特别是像你们做音乐的，城小不养仕，你就没法活下去，但是现在这两年确确实实西安现在成为一个大城市了。

王建房：的确，音乐的发展这个势头比以前好的太多了，大家不光是能挣到钱，而且让自己还能过得比较舒服一些，这起码就是对音乐人的一个尊重，我们经过的努力应该得到这种回报，所以演出的市场也越来越好了。

对，说到这儿，今年的五月份咱们西安市又想做一个类似于“中国年”的演出，就是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到西安来以后，感受一下西安的这种音乐文化。还有今年的5月5号，树哥你要是有时间我请你看演出。今年5月5号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次，崔健还有我，我们一块在大明宫有一个演唱会。崔健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从89年到现在几十年，我看过他的演出已经无数了，但是真正在一块演出这还是第一次。

树哥：这让我想起来就是以前台湾那个时候有一张唱片叫《新乐园》，就是陈升还有李宗盛他们，《阿宗三件事》什么的都在那上边。当时前面有一段话是陈升说的，他说：“妈妈，我今天终于跟我原来那些偶像在一个舞台上演出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梦想，我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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