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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博中855班旧事

TechShop创客联盟2019-06-26 02:47:13

有好友转来85级广西博白县中学校友龙少翔写的一篇班级传记,勾起陈年往事,多有共鸣,转发与博中同学分享,并通过戴俊华同学问到了作者电话,跟少翔兄聊了聊本文来历及反响,听说湖南电视台和《致青春》创作团队对该素材感兴趣,想改编为一个剧本。征得作者同意,分享于此,方便感兴趣的博中校友索阅。全文较长,加上收录的回应文字,超过了5万字限制,因此分两部分转载,本文为正文。——朱汉夫

  

引子

 

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无知,却在回首时,蓦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

2018元旦前夕,网络到处充斥着18岁的怀旧情结,班群热闹非凡。我的思绪又回到30年前,回到198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回到我的博中,回到我的855班,回到曾经与我朝夕相伴的老师、同学们中间。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写他们,写一写那些年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作为对流金岁月的一份深情怀念。

毕竟,人近半百,岁月无多。

 

一、你走来他走来大家走到一起来

 

按照以前的惯例,博中每届都有6个班级,从高二开始分文理科,其中只有一个文科班,我们那一届的班级按顺序排号是129~134班。1986年秋季开学后,大家惊奇地发现,文科不但增加到了2个班,班名也改了,叫855班,博中开始与外界接轨,按入学年份编排班级顺序,855班的意思是“1985年入读博中的第5班”。

855作为文科班虽然开了博中的先河,但从一开始就被标上了“偏房”的身份,普遍认为隔壁856才是博中文科班的“正房”。855的“成份”也很复杂,名字正本溯源应该是原来的133班,人马除了没有原132班的人,大部分来自其他5个班报读文科的同学,每个班大约有十来个,还有一两个转学过来的。隔壁的“正统”文科班班主任何旭华老师在博中很强势,也很滑头,他不但抢了原来134班的教室,还把报读文科成绩较好的、他认为有“潜力”的同学先挑选进了他的856班。所以说,855当时确实是一群被人家挑剩下来的没人要的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

林宝强老师原来教的是134班,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成了855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班里排座位,我被编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就耍了滑,跑到讲台上悄悄对他说:我近视,要坐前面。林老师当时有点愕然,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不知为何竟然就认定我是个“可造之材”,然后指定我做855班班长,而来自130班连小组长都没做过的我,从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执政”生涯。

为了“立威”,我在新学期某天晚自修课上一时头脑发热突然就走上讲台,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班长就职演说”,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当时大家还一脸懵逼,既觉得我这个“外来户”的内定班长无可无不可,又抱着些许的希翼和期待。之后,我在林建华任主编的《博中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看着我们855》,像是给855打了鸡血,从此树立了一种自强不息不甘人后勇于亮剑的班级精神。

1986年秋季分班之后第一次段考,855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全班总分超过500的有4人:郑武珠、庞革平、龙啸翔、沈东。而隔壁所谓的“正统班”,500以上的也不过6人,但他们的人头数比我们多了近1/3,阿郑佬以531分高居年级文科第一,并在之后的期考继续蝉联,还在全县英语比赛中夺得“两连冠”。隔壁的黄永文原来也在134班的,本来已经去854班读理科一段时间了,但成绩排名并不靠前,他说“连郑武珠都能在文科班拿第一,我也能”,于是就转到了856班。高中阶段,始终是阿郑佬和黄永文瓜分文科年级总分的第一和第三,庞志军一直是千年老二,高考却突然拿了第一。

班主任林老师本来对855没有寄以多少“奢望”,而考试取得的突出成绩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意外”,让他在同僚面前大大地“长了脸”。隔壁的何老师我们大家都叫他“阿玄”,因为他有次上语文课时错把“訇”字念成“玄”(这个字念的时候要内舌卷起再往前顶,故意含混不清)。他每次从走廊经过,总是习惯向我们的教室探头探脑,用怪怪的眼光在里面瞄来瞄去,还在他们的班会课上公开声称:打败郑武珠就是打败855!有一次,“阿玄”偷偷把我拉到楼梯转角,跟我说他会看相,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的小胡子长得很特别,将来一定能考得上大学。

855进入辉煌时代是1986年秋季的校运会,屡屡突破校运会历史记录成了我们当时的“常态”。广播里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大都与我们班有关:男子100米卜永福11.93秒首先破了校运会记录;男子200米卜永福和蒋维分别以23.9秒、24.6秒破纪录;男子800米陈东再破记录,具体成绩记不清楚了。此外,男子4x100和4x400接力两个大项由朱群林、陈东、蒋维、卜永福四员大将联手出战勇夺第一;女子800米刘小红夺冠;男子3000米首次列入比赛项目,冯剑功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取得了第三名;还有陈指南的男子跳高、林英红的女子跳远、以及李早、朱伟燏、张祖芬、张兰、庞里、刘永才、王冰梅等等,都在各自的项目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后决胜阶段的女子铅球比拼中,刘素琼奋力一击,以一厘米之差战胜了852班很厉害的覃宇农(覃宇农当场就哭了),为我们班总分夺冠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之后,卜永福、蒋维、陈东、黄洪波被授予“国家二级体育健将”,高考成绩额外增加20分。

校运会的巨大效应使得855一时风光无限,大家终于吐出了内心深处憋屈已久的那口鸟气,终于觉得可以跟同年级的其他班平起平坐了,不用再去昂隔壁的鼻息了。

1986年学校的“中秋+国庆”晚会让855又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虽然那个事件现在看来实在不值一提,但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学校的高度警惕。在那个晚会上,我们班出了一个很“奇葩”的节目:四对少年男女携手表演了一段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舞蹈!节目甫一登台,立即引來惊呼无数,现场尖叫连连几近失控,观众为这个从未见过的节目类型喝彩不断,校方领导认为有失体统,直接将其与早恋挂钩,责成班主任严厉查处。作为节目筹备组负责人的副班长黄洪波只好引咎辞职,节目表演者陈东、卜永福、梁凯、李早、李鸣镝、覃丹娜、余治平一天到晚夹起尾巴灰溜溜地做人。

时间晃悠悠地来到了1987年的中秋之夜,学校通知各班举办形式多样的中秋联欢晚会。我们开班务会讨论后,决定以猜谜、竞答、美食分享等等为主。布置会场时,我让“书法家”蒋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黑板两旁,上书“说湘江话长江今宵畅谈东流水、跨黄河过海河明朝共逐北飞雁”,虽然不伦不类,但也表达了备战次年高考的信心和决心。晚会上,我写了一首歪诗,让大家在诗里找一找都有哪些同学的名字;冯剑功出了一道很怪异的"1+1=1"猜字谜题;熊剑红边唱边跳的《回娘家》把大家笑弯了腰,阿郑佬出了个上联“凤山出凤凤非凡鸟”,我当即对之以“龙潭显龙龙乃稀蛇”,招徕哄堂大笑,于是我就得了个“龙乃稀蛇”外号。晚会的后半场,我带头走进团团围坐的教室中间,伴随着大声的音乐跳起了疯狂的迪斯科舞,完全没有了平常端庄、严肃而虚伪的面孔。

进入1988新年之后,基本就是高考的决胜时刻了。活动不多,日子也很单调,留下的记忆就是满书桌的复习资料,以及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我被选上玉林地区优秀学生干部,据说可以在高考的时候额外增加20分。

要参加高考就得先参加预考,预考通过之后才有资格走上高考的战场。预考是在当年的三月底四月初,考的题目超级难,预考的分数线是286分,我考得了462分。我们班除了刘素琼陈指南等个别同学选择提前择业不再参加高考之外,基本都通过了预考线。

正式高考是在7月份的7、8、9三天,我们的考点分配在博白镇中,博中是其他学校的考点。考前博中所有教室都已封闭,我们去考场踩点回来后,临时被安排到字祖庙下面的科学馆复习。第一天考语文、地理,第二天考数学、英语,第三天考历史、政治,报考外语专业的同学还要加试英语听力。高考的政治科难度很大,我们班的郑武珠考得82分,全广西第一。语文也很不容易,我跟王冰梅都是92分,并列全班第一。数学科却是相当容易,班里得满分的同学有9个。历史、地理、英语跟往年差不多,六科满分为640分。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最早划为476分,因招生人数不足,最后又连降两次,达到453分,重点线划定在502分,我估分是517,实际总分是514(老马失蹄,数学反而考差了),排在郑武珠、沈东、陈露、冯剑功之后。上大学后才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我之所以会被录取,主要是因为我获得过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特别加分。

考完之后先是估分,然后填志愿,最后才会知道自己的实际得分。文科学生当时没有提前批录取的说法,“第一志愿”的选择非常重要,当年列入“第一志愿”批的全国重点大学文科类在广西总共招生103人。为了尽量多上一些“重点”,学校要在内部搞平衡,老师之间互相通气,根据学生的估分情况指导填报志愿避免"撞车"。我一开始想填报中国政法大学,后来听估分不低的冯剑功说他也想报,只好忍痛放弃。阿郑佬大叫大嚷说他语文考差了,现在回头再看,如果他当时报考北大,也肯定会被录取,只是可能专业没有隔壁的状元好。老功虽然得分不低,“第一志愿”却落了空,最后进了“第二志愿”批次的学校,成了当年该校考分最高的新生。大沈、陈露毫无悬念地“第一批”就被录上了。我自己却是个意外,被名校录取全靠了运气,趁人家千军万马涌往京城,躲一旁捡了个漏。

那时候,能考上大学是一件十分光宗耀祖的大事,往往要大摆筵席,整个村子男女老少都来祝贺,出门的时候敲锣打鼓十里相送。我们班共有43人参加高考,被录取了37个,当年没考上的,次年补习之后也基本都考上了。据不完全统计,当年被录取的同学有:郑武珠(武大)、冯剑功(北物)、沈东(厦大)、龙啸翔(复旦)、刘永才(南开)、陈露(中大)、严春明(中南财大)、王冰梅(中南政法)、张挺进(长春师大)、梁振柱(安徽财贸)、冯政(天津商院)、庞革平陈东 庞坚(西大)、蒋维 卜永福 梁泽 邓春兰 刘小红 李鸣鏑(师大)、冯正兰 朱小凤(师院)、张祖芬 何燕萍(民院)、易建中 朱汝林(桂林旅专)、余治平(广西商专)、詹德宝张兰 李春燕 李早 熊剑红 李萍 覃丹娜 朱伟燏(玉林师专)、王华光(粮校)、黄洪波(司法)、詹宗捷(交通)、林建华(石油学校)、温才生(桂林轻专)、朱群林(北海电大)。虽然也有些不尽人意的,但大家基本上都算圆梦了。

隔壁班虽然出了个博中史无前例的广西高考状元和一个从理科854班挖来的北大学霸,但整体成绩跟我们差不多,中间部分却没有我们班考得好。

 

二、敬业的老师和“凶狠”的校长

 

那时候,老师们都很看重“博中教师”这个身份,都很敬业,他们身体力行,身心俱用,而且心无旁骛,丹心一片,把职业当作事业去做,从来没有把教书育人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身上没有一星半点的铜臭味。

林宝强老师当了一年的班主任后,要经常请假到广西师大去进修(他当时只是大专文凭),他上的历史课往往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林老师讲课思路清晰,梳理历史事件脉络分明,善于总结归类,并常常以史鉴今,针砭时弊,言语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有一次,林老师带我们去白州电影院看了一场新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回来之后立即在课堂上洋洋洒洒大赞特赞张自忠“以攻代守”击溃板垣师团,那情景仿佛他自己就是横刀立马的抗日将军。当时还有一部电影叫《日本沉没》,林老师看过之后义愤填膺,严厉批判该片以强烈的危机意识企图洗白日本的侵略行径,为其军国主义招魂。林老师还教我们每天睡觉前“放十分钟电影”,回忆当天的学习内容,下课前也快速把那一节课的内容在大脑中过一遍再走出教室,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让我们很受用。

高二结束后,我们的历史课也上完了。林老师请假进修期间,由历史科科组长余瑞清老师来指导我们复习。余老师是一个有板有眼、四方脸、头发有点花白的中年大叔,很和蔼,也很有耐心。余老师有个女儿叫余颖,90年考入上海外语学院,离我们学校不远,同宿舍全是超级漂亮的靓女。余老师给我写信希望我帮忙照顾一下他的女儿,于是平常有事没事我总喜欢逛去她的宿舍坐一坐。

教语文的是李才尖老师,身材高大威猛,行事小心谨慎,走路从来不抬头,据说是因为文革时挨过整。他上的语文课索然无味,不管下面如何闹腾甚至是高声抗议,他永远不会生气,永远只会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课,45分钟下来,他左边的嘴角常常会出现一小团来不及擦拭的白沫。有一次开始上课前,我发现他的牙缝里有一根韭菜(估计老师中午是吃韭菜馅的饺子了),下课后韭菜却飞到了坐在前排的李春燕头发上......李老师好像对自己也不是很自信,向我布置任务时总是客客气气的让我很不自然。他常常把庞革平和我的作文当范文,用根绳子从作文本的顶端穿过去,然后挂到教室后面的墙壁上供大家观摩。

英语老师朱惠良非常勤奋,而且每天都是精神饱满的样子,我从来没见他疲倦过。他经常自己用打字机打印了很多资料供我们学习,其中大部分是各种版本的英语试题,我们最后的高考英语取得了优异成绩,可以说是题海战术的结果。朱老师的发音本地口语味很重,但不影响我们对这门课的理解和热爱。有一次,朱老师在课堂上点名要朱伟燏来回答问题,但他把朱伟燏的“燏”念成了“橘”,于是阿一哥就死活不肯站起来。朱老师还一直把叶圣恺的“恺”字念成了“岂”,叶作家也将就着认了。还有一次,朱老师点名要朱玲回答“负担(burden)”这个英语单词,朱玲站起来字正腔圆地说“不懂”,于是朱老师就赞赏地对她说“very good”。朱老师以前在东平高中教过我哥哥,对我也是爱护有加。

政治老师高二时是唐梅芳,身材不高的女老师,原则性很强的阿姨,说话一字一顿,话说出口之前好像总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高三之后是年轻的官锡强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下意识地两肘夹住腰间,好像总是担心他的裤子随时会掉下来。政治是我最心里没底的一科,觉得政治这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没什么抓手,复习资料也少。有一次期末考试政治题目超难,全班没有几个人及格,但梁博沙却几乎考了个满分,至今我仍百思不解。853班的班主任郑承光老师有段时间也来代过我们的政治课,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阿郑哥”。“阿郑哥”一家就住在我们男生宿舍旁边,他有3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于是经常有不怀好意的男生借故到郑老师家里要开水。

数学老师高二的时候是覃宏环。覃老师头发稀疏,天庭饱满、印堂发亮,讲话中气充足,虽然水平很高,但毕竟得算是“人家的老师”。他用教理科班的方法来教我们文科班,大家浑浑噩噩,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覃老师曾有一次打比方说,他只知道鸡的名字叫“鸡”,至于为什么要叫“鸡”,他也解释不清楚。高三之后换到了陈世林老师,他是学校教导主任,讲课深入浅出,基本上是等大家完全理解了才接着往下讲,非常切合文科学生学习弱项科目的实际。记得有一次他讲完后,看看教室鸦雀无声,就高声问“听懂了吗”,回答是稀稀拉拉的“不懂”,我以为他会生气,那知道他接着就说:“不懂我就再讲一遍。”后来高考大家数学取得佳绩,除了题目相对容易之外,陈老师的因材施教才是关键。很清楚地记得每个星期一早上,必有一场数学考试。

地理老师就不用多说了,他就是接替林老师在高三时做我们班主任的王贞瑛老师。王老师是个老愤青,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知识面和教学水平应该相当于硕士甚至博士,带过的班考出过很多英才,在博中很有声望。王老师上的地理课,45分钟时间他基本要用35分钟来讲他的“单口相声”,只用10分钟讲书本内容,但奇怪的是,这种很夸张的授课方式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反而加深了灵活运用能力。王老师有点“不务正业”,很喜欢照相,有一台档次还不算低的单反相机,一个人过优哉游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夫人及孩子,据说是农村的包办婚姻,缺乏感情基础,他一直不愿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大学毕业后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王老师的电话,把我吓了一跳。王老师让我帮他女儿找一份能保证有饭吃的工作,话语里的父爱真情流露,让我深受感动----原来王老师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体育老师当时是不固定的,三个经常轮换,他们分别是:覃锡祥老师、高平老师、韦波老师。平常的体育课一般也就是打球跑步沙坑跳远什么的。记得高中期间只上过一次游泳课,是在公园门口的游泳池,那天班里有几个女生公然旷课,老师不置可否,我却在之后的班会课上严厉批评她们,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当时还有两个女生辅导员,分别是高一时教生物的刘英锋老师和陈世林老师的夫人高琳老师,只是辅导员管的是全校,而且是女生,所以没什么印象。另外,博中还有个戴眼镜很帅气的团委书记,他有一个很讲政治的名字叫“江捍东”,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泽东。

最恐怖、最刻骨铭心的就是我们博中的校长庞军了,他的严厉简直到了“凶狠”的地步,让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我们一个个胆战心惊,防不胜防。跟庞校长“不慎重名”的同学,一入学就全都自己主动去改了名,于是隔壁才有了“庞志军”、“庞宇军”们。每天清晨,庞校长总是早早就站在外操场入口,他要一个一个地盯清楚,看看是哪个班纪律松散、列队拖拉。收操后他必定会有一个训话,一般是总结前一天的学习、卫生、风纪等情况,话一出口必定是声色俱厉,不管点到还是没点到的班级或个人,必定会听得心惊肉跳两眼发直。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高,镜片后面的目光深不可测,一望生畏。那个时候,我们当了班长的常常要到他那个有教室那么大的“校长办公室”,先听他训一轮话,然后无条件接受他分配下来的任务。高中三年,我从来没见庞校长在任何场合表情轻松过,也从来没见他脸上有过什么笑容,哪怕仅仅是微微的一笑。

庞校长的严厉体现在博中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千万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企图在学校做坏事不被发现,庞校长随时都可能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将你人赃俱获。我曾亲眼所见:854班的庞伟元有次穿了拖鞋,被他截在楼梯口,一声不吭就扒了直接扔进垃圾桶,然后喝令他赤脚跑回宿舍去换回运动鞋。有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宿舍的朱群林尿急又不想跑那么远上厕所,出了门口站在走廊边上就往楼下来个高山流水。正当他吹着口哨意气风发之际,一道手电筒的强光突然射来,跟着传来庞校长雷霆万钧的一声大喝,当即把阿朱伯那已经尿到了一半的给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最近听说阿朱伯身体不太好,身上某些零件有时运转失灵,不知道跟当年那泡尿有没有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博中以不甘人后的豪气推进改革,庞军校长在林时老校长的大力支持下,高举改革的大旗,启用一批年轻英才特别是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伙在前边冲锋,激活了春水,师生一心共同成长。很多年轻教师也是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磨练,被自己的学生“迫着”学习更多的东西,后来也成长为各个阶层的精英。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庞校长近乎魔鬼训练般的严苛管理,没有老师们经年累月无怨无悔的艰辛付出,博中88届学生一定不可能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辉煌。那年的高考,博中超越了玉高,在广西手屈一指,考上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的学生一抓一大把,现在红透半边天的南宁二中、三中这些所谓的“名校”,当年在骄傲的博中人面前,根本就无法抬头。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一只狼领着一群羊把一只羊带着的一群狼杀了他奶奶个屁滚尿流”。

 

三、清贫的生活刺激着摆脱清贫的神经

 

博中的生活是相当清贫甚至清苦的,那时候的条件远比不上现在。当年,我们住的宿舍大都是泥砖瓦背房,屋顶上常常有老鼠跑来跑去,有些老师的宿舍还跟我们挤在同一栋楼里。

冬天洗澡是一件麻烦事,得先去食堂后面排长队打热水,要用到热水票,一分钱一张,男同学经常是左右两手各提一桶往后面的冲凉房飞奔而去。女同学力气小,一般都是侧弯着腰,每次只能提一桶水,慢慢一步一步吃力地往前挪。很多同学为节省时间,就去洗冷水或者干脆不洗。男生宿舍后面不远处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可以在那里洗衣服。小河再过去有一口水井,需要用一根绳子绑住锑桶垂到井里取水。冬天水位下降,去晚了水就没了。井底很深,井口很滑,下面常有掉落的水桶,叶圣恺曾有一次冒着巨大危险攀爬井壁下去捡,现在想来还是毛骨悚然。

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村的同学需要让家里到当地粮管所交了自产的稻谷,再把相关凭证拿到学校伙房才能换来等量的饭票。“非农”的同学可以直接拿粮票和钱一起去买饭票,粮票要求是全国通用的,仅限于广西区内流通的一般不会收。菜票只需付钱就能买到,每天吃多吃少吃什么菜由各人自己掂量,月生活费一般在25元左右。

食堂的早餐常常是这两样:粥和粉。粥说是肉粥,其实就是一大锅清水粥里放几小块猪骨头,别的全靠味精。粉是凉的河粉,用滚烫的酱油水一冲,瞬间便美味无比。食堂旁边有个小卖部,店主大家都叫她“阿蓝姑”,是李才尖老师的爱人,她早上经常用三轮车从校外批发一些馒头包子回来卖。还有一个穿着一身脏衣服眉毛胡子贼腻兮兮的中年大叔,一大早就用自行车拉了两大桶鲜奶进来卖。牛奶既兑了水又加了糖,很甜,5分钱一小勺,一角钱一大勺,但两个小勺的倒在一起,却只有大勺的2/3。如果你说要买一角钱大勺却不留意去盯着,他舀奶的手到时就会故意抖动几下,于是勺子就装得不太满了。我曾专门站在旁边怔怔地观察过好几天,对这个狗叼的挣钱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中饭和晚饭的菜式品种会多一些,其中扣肉是每餐必不可少的,一角钱一块,相对比较便宜。传说扣肉是从外面买来的母猪肉、病死猪肉进行再加工的,只是大家吃便吃了,也没见有什么涉及到健康问题的事件发生过,可能是饥饿的肠胃早已完全适应接纳一切带油腥的食物了。食堂门口斜对面后来还开了个营养餐厅,卖的小锅菜口感好但价格贵,大家偶尔也会去改善一下生活。学校还允许学生把生料拿到食堂里面那个蒸饭的大锅里顺便弄熟,有人去外边买来排骨之类,加入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黄豆、花生,用搪瓷口盅或饭盒装好并在上面贴一张热水票交到食堂,师傅蒸好后会放在厨房门口边的饭桌上由各人自取。

食堂门前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塘,塘里养了很多罗非鱼,一边站着吃饭一边把饭粒丢下去喂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趣事之一。有一年冬季学校捕鱼,除了发给教职工之外,也分一些给食堂让师傅们烧好给学生免费分享,感觉很是温馨。王贞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说,10粒黄豆的营养价值与一只鸡蛋相当,于是阿一哥常常念叨着要拿他的黄豆去找王老师换人家屋里的鸡蛋。

丢饭盆是常有的事。食堂门口洗碗槽的自来水管没安装有水龙头,一根管子每隔一尺左右钻一个细孔,开饭的时候师傅会打开总闸,小水柱子就并排着源源流了出来。饭后大家为省时省事,就把饭盆洗好放在食堂里面靠近门口的水泥面板桌子上,开始的时候都是按班分管,后来渐渐就乱了套,于是就有人混水摸鱼,用了别人的饭盆,被用的同学,又悄悄再去用另外其他人的,这么一个一个传下去,个个都是既做贼又想抓贼:被偷的时候肉痛,偷的时候忐忑,那种复杂心理估计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后来大家都是打好了饭再带回宿舍吃,然后把饭盆放在宿舍,或者用红漆在饭盆外边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名字,这样才安全了。

外操场公园门口的马路边有几个饭店,味道都很不错,周日中午或傍晚,老功、大沈、郑佬,肥佬经常是在食堂打好饭,然后端了饭盆呼朋引伴到外边饭店花几块钱炒个菜,那时候常用的专用语是“做货”、“饮醒”,个个老远就开始大呼小叫兴高采烈。钱水少嘴又馋的詹德宝、詹宗捷们,就去外边市场上买回生猪肉、鸡蛋、黄豆等等,用酒精炉煮来吃。我晨跑的时候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公园路的南边走,因为那里有个“北园酒家”,他们做的扣肉干捞粉味道那个鲜呀,至今想想还会漏口水。

收到家里的汇款单是一件五味杂陈的事。晚自修的时候,总务处有个胖胖的阿姨常常会来到教室后门,先用笔敲一下窗子,再大声叫喊某个同学的名字。每当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位同学又收到家里的汇款单了。新钱到手,心情往往都很复杂:一方面饥肠辘辘的状况终于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又会遥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也开始懂得感恩了,明白了只有拼命读书,才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情。

县城的同学,家境条件相对要好很多,最起码的都是衣食无缺了。尤其是几个官二代富二代们,我印象中他们从来没有操心过穿衣吃饭这些破事。庞革平的老爸是县里的人事局长,那时候托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开始盛行,去局长家汇报思想当然是不能空着手的。于是庞革平就经常把他家里吃不完的水果点心搬来宿舍给大家分享,卢晓军、梁凯也经常都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零食。有一年中秋,冯政送了我1/4块月饼,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叉烧做的非常好吃的月饼,我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嚼了咽下去。

高中期间唯一的一次“旅游”是在高二上学期段考之后,目的地是浪平的将军岭。卢晓军、张兰等县城同学帮借来了好多辆自行车,大家像出笼的小鸟一路欢呼而去。由于路途较远,路况不熟,一些车子又发生故障,约有一半的同学走错了路不得不中途折返,最终能站上将军岭峰顶的女生只有4个,其中梁博沙的车路上摔坏了,由王冰梅、刘小红、张祖芬、严春明轮流驮着她过去。

 

四、躁动的年纪以及无处安放的青春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幻想和探究。那时,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树是开花结果的,青春的荷尔蒙充盈着我们的每一寸肌肤,我们处在一个多梦的年纪,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性是永恒的话题,谈性的时候我们总是赤裸躶地直至露骨。尽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接触过异性,但不妨碍我们个个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教室门口的走廊,常常是我们“耍流氓”的地方。每当课间,我们总喜欢并排倚靠在走廊的围栏边上,盯着同班但更多是隔壁班那些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凸或翘的女同学一个个从眼前走过,闻着从她们身上飘过来的或浓或淡或远或近或有或无的异香,总要嘻嘻哈哈地怪叫一番,然后再发表一些酸酸的评论,并给那些长相姣好或者衣着打扮有些特别的女生起了不同的外号。

有一次,冯剑功阿郑佬他们正在内操场打排球,看到852班的覃宇农、黄瑞华、朱汝葵三个漂亮女生从球场边经过,于是就搞了个恶作剧,故意把球打飞过去,当即把其中那个原本“情意浓浓”的女生打哭了。那时,青春女孩随意的一件服饰或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总能引发大家的无限遐想。

晚间的卧谈会,荤笑话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阿一哥、阿郑佬都是公认的权威,肥佬、刘永才偶尔也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发明和发现。往往都是整个宿舍的光棍们一起自动自发、群策群力,不断提升卧谈会的品质和档次。有一回谈兴正浓,詹宗捷起身准备上厕所,猛然间发现班主任王贞瑛老师像门神一样定定地贴身站在门墙边,顿时吓得魂飞天外。当然,第二天的班会课上必定又少不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训诫。

被谈得最多的同班女生是陈露,她是高二下学期才从城厢高中转学过来,据说朱惠良老师跟她们家是亲戚关系。陈露的后脑勺有一根那时候很罕见的长辫,其时适逢电影《神鞭》开映,于是那几个卵仔就给她起了个号外叫“神鞭”。陈露一直给大家很高冷的印象,不但从不跟男同学来往,平常跟女同学好像也没什么交流,记忆中,她只跟朱玲相处还算融洽。陈露刚转学过来时,林老师便找了陈露谈话,问她将来的目标是考哪个大学?她说家里人要她考广西师大,因为有个姑父在师大工作。宝宝老师认为目标低了点,建议她向重点乃至名牌大学进军,并同她约法三章:一在读高中期间不准谈恋爱,二要严守学校一切纪律规定,三要勤奋学习,赶超别的同学不拖全班后腿,并强调(实际是吓唬)如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就把她退回原来的学校,问她是否能做到,她虽不是很不情愿但也说“能”!记得有一次轮到她值日,打扫教室时水不洒、椅子不提,只是做个扫过的样子,很不认真。于是宝宝老师就在班上严厉批评,并罚她连扫三日。听阿郑佬说,那几天她扫地时怒目圆睁,把椅子推得“叭啦”“叭啦”响。陈露虽然仍像一匹野马那样桀骜不驯,但竟以非凡的意志真的做到了那三条,每一次考试都在进步。而每次大考后宝宝老师都找她谈话并提出下一阶段目标,还特别提醒她注意前面的“三条"。大学毕业后己在中大工作的陈露那次回博白跟老师同学聚会,在餐桌上很郑重地向林老师敬酒一杯,并说:“林老师,我对你是又敬又怕,直到现在,你仍象一条鞭子一样高悬在我头上。”

早恋在当时是高度敏感和忌讳的一个词汇,学校始终利剑高悬严字当头,家长和老师万分警惕时刻防患,而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无时不刻不在蠢蠢欲动暗度陈仓。楼下863班有个男生偷看了“禁书”《鹿鼎记》之后,按捺不住满腔欲火,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偷偷潜入女生宿舍区,企图施展刚刚学来的“十八摸”神功,结果被逮了个正着,落得个“留校察看”的严厉处分。那时候博中的男生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文科班还好些,学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排队做早操的时候,看到隔壁理科班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女同学,其中还有一个头发很短比男人还男人的“阿牛哥”,真替那帮排着长队的老光棍们着急。

我们文科班的同学天生就是“多情种子”,我每次在校长办公室开会都被“特别提醒关照”。林老师找我谈的“工作”也大多与早恋有关,要求我想方设法彻底根除班里的早恋问题。由于心里有鬼屁股有屎,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相当“龌龊”不地道。有一次我被逼得狠了,就在班会课上不得不发表一通言不由衷的“早恋危害论”,还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不记得是从何处抄来的格言:“假如你有一颗爱的种子,请不要让它过早地发芽,因为现在还不是春天!”

关于早恋这方面的业务,我们班纸上谈兵的很多,闷声发大财的却也不少。当时詹宗捷恋李早就恋得死去活来,我出面严厉干涉过,还动用了老师的多次棒喝,后来才有所收敛。有一个周日的傍晚我去公园跑步,看见不远处陈东和覃丹娜并肩携手走来,我躲到一旁,看陈东推着自行车在慢慢往前走,覃丹娜袅袅娜娜跟在旁边,用手挽着陈东的胳膊,当时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一定已经有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至于黄洪波在他们两人中间还有些什么瓜葛,应该是之后的事了,得由他们自己主动来坦白了。班里还有个表面老实寡言少语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的严春明,一边偷偷地跟初中时候的女同学书来信往互诉衷情,另一边却又企图对班上的某个女生暗送他秋天的菠菜,最要命的是这个女生竟然还是我的暗恋加初恋!老严你想找抽啊?刘小红是我的啊,你可千万不能下毒手啊!

故事的情节虽然丰富多彩,故事的结局却乏善可陈。班里唯一一对修成正果的,是陈忱和庞里,他们都是在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恋上的,是在共同战斗经历中结下了情谊的“革命伴侣”,跟早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祝福你们!

 

 五、春风不解风情燃烧了少年的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们那么放荡不拘,做下那么多的殠事、蠢事,不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有多坏或者想变坏,而是当时的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大家需要找一些宣泄的出口。其实,自从踏进博中校门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大多来自很普通的家庭,不少还是农村贫困家庭,高考是唯一能改变我们命运的捷径。在眼前这座候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我们只能赢,不能输。

所以,读书才是我们没有任何疑虑的“主业”。

记忆中,我们在高二结束时就已经全部上完书本的课程,高三那一年,基本都是在复习、练习和模拟考试了。背书是很有效的复习方式,我只要对着历史课本的目录,几乎就可以完整地将四本书(《中国历史上下册》、《世界历史上下册》)从头到尾背完,而更厉害的隔壁学霸庞志军,据说他倒过来也背得很轻松。摊开一张《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用笔随便往图上一点,我就能说出那地方在什么区位、是什么性质的气候、有什么资源和特产、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当然,我们也不是死记硬背,还要学会归类总结整理,比如列举雅各宾派有哪些政治观点、1895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穆罕默得.艾哈迈德在哪一年从麦加出走麦地那创立伊斯兰教,一个人8月初驾帆船从太平洋经巴拿马运河驶往伦敦,他会遇到哪些气象问题,等等这些,我们都得用笔记本清清楚楚条理分明地整理出来,反复练习。

语文一直是我们的弱项,权威的复习、模拟考试资料不多,大家只能钻到书本里去盲人摸象。李才尖老师上语文复习课总是不得其法,隔壁的那个阿玄老师更是没多少招数,博中其他班的语文科老师也都差不多,高考语文科要考出好成绩,很大程度上得靠平时的积累,靠各人的悟性,或者说是靠运气。记得当年高考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习惯》,当时我是用书信格式去写的,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遇得以翻看自己的档案,发现评卷老师竟然给了个满分50分!那时候,信息还不发达,与外地的沟通基本是靠书信。博中的支书朱光富老师门路较多,经常会从南宁二中、三中等外校朋友那里要来各学科的复习资料,总是一到手就疯狂地印发给我们。

考试是必不看少的,最后那个阶段几乎是三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周末基本上都没有休息。重要的考试每学期有两项:段考和期考,老师评卷的速度相当快,一两天之后就可以把答卷发回来,让大家订正,经常有同学对老师的评分提出异议,老师也会及时纠正。单科和总分成绩都会张榜公布、全班进行排名,排名表就贴在黑板左侧的下方,每个人都会十分在意自己在表中的位置。考得好的郑佬们总是大呼小叫欢畅无比,考砸了的特别是考前神经高度紧张的女生们都很沮丧,但也有人咬牙切齿暗暗发誓要在下一次扳回来。印象中,我的成绩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全班第3名,偶尔也得过一两次第2,但从来没得过第1,也不会掉到第4名以后。第1名总是被阿郑佬独揽,只有2次例外,一次是高三上学期段考被冯剑功逆袭,另一次是最后一个学期期考被大沈夺走。老功因了那一次夺冠,从体育委员升格为团支书。原来的团支书庞革平由于同桌的阿郑佬在考试时拒绝给他“借鉴”,成绩有所下降,职位也降为劳动委员。但革平同志很争气,降职不降身份,从劳动委员又转为宣传委员后,主编了一份班刊叫《心生》,并在一次全县征文大赛中勇夺第一,作品是《从芒编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庞军校长在早操后用高音喇叭向全校公开通报表彰。

那时候博中的学霸基本上都是男生,文理科都一样,拔尖的女生寥若晨星,叫得出名字的大概有三个:1班的张晨、4班的张然和6班的黄燕清。我们班总分前几名的几乎全是男生,女生中的刘小红、李鸣镝、王冰梅、邓春兰等偶尔也能插进来,但也只是偶尔而已。“神鞭”本来机会很多,无奈每一回都被数学拖了她的后腿,只能老老实实地后面呆着。大沈、老易的成绩也比较稳定,但老易后来高考发挥失常,很是遗憾。

每个期末都会评选三好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荣誉很大程度是与考试成绩挂钩,学校会将各班评选出来的名单张榜公布在池塘边医务室后面的墙上,并发给数额不等的奖金。王冰梅至今很清楚地记得高二上学期期考她得了全班第三名,获得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