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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博中855班旧事

TechShop创客联盟2019-05-14 11:15:50

有好友转来85级广西博白县中学校友龙少翔写的一篇班级传记,勾起陈年往事,多有共鸣,转发与博中同学分享,并通过戴俊华同学问到了作者电话,跟少翔兄聊了聊本文来历及反响,听说湖南电视台和《致青春》创作团队对该素材感兴趣,想改编为一个剧本。征得作者同意,分享于此,方便感兴趣的博中校友索阅。全文较长,加上收录的回应文字,超过了5万字限制,因此分两部分转载,本文为正文。——朱汉夫

  

引子

 

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无知,却在回首时,蓦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

2018元旦前夕,网络到处充斥着18岁的怀旧情结,班群热闹非凡。我的思绪又回到30年前,回到198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回到我的博中,回到我的855班,回到曾经与我朝夕相伴的老师、同学们中间。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写他们,写一写那些年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作为对流金岁月的一份深情怀念。

毕竟,人近半百,岁月无多。

 

一、你走来他走来大家走到一起来

 

按照以前的惯例,博中每届都有6个班级,从高二开始分文理科,其中只有一个文科班,我们那一届的班级按顺序排号是129~134班。1986年秋季开学后,大家惊奇地发现,文科不但增加到了2个班,班名也改了,叫855班,博中开始与外界接轨,按入学年份编排班级顺序,855班的意思是“1985年入读博中的第5班”。

855作为文科班虽然开了博中的先河,但从一开始就被标上了“偏房”的身份,普遍认为隔壁856才是博中文科班的“正房”。855的“成份”也很复杂,名字正本溯源应该是原来的133班,人马除了没有原132班的人,大部分来自其他5个班报读文科的同学,每个班大约有十来个,还有一两个转学过来的。隔壁的“正统”文科班班主任何旭华老师在博中很强势,也很滑头,他不但抢了原来134班的教室,还把报读文科成绩较好的、他认为有“潜力”的同学先挑选进了他的856班。所以说,855当时确实是一群被人家挑剩下来的没人要的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

林宝强老师原来教的是134班,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成了855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班里排座位,我被编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就耍了滑,跑到讲台上悄悄对他说:我近视,要坐前面。林老师当时有点愕然,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不知为何竟然就认定我是个“可造之材”,然后指定我做855班班长,而来自130班连小组长都没做过的我,从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执政”生涯。

为了“立威”,我在新学期某天晚自修课上一时头脑发热突然就走上讲台,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班长就职演说”,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当时大家还一脸懵逼,既觉得我这个“外来户”的内定班长无可无不可,又抱着些许的希翼和期待。之后,我在林建华任主编的《博中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看着我们855》,像是给855打了鸡血,从此树立了一种自强不息不甘人后勇于亮剑的班级精神。

1986年秋季分班之后第一次段考,855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全班总分超过500的有4人:郑武珠、庞革平、龙啸翔、沈东。而隔壁所谓的“正统班”,500以上的也不过6人,但他们的人头数比我们多了近1/3,阿郑佬以531分高居年级文科第一,并在之后的期考继续蝉联,还在全县英语比赛中夺得“两连冠”。隔壁的黄永文原来也在134班的,本来已经去854班读理科一段时间了,但成绩排名并不靠前,他说“连郑武珠都能在文科班拿第一,我也能”,于是就转到了856班。高中阶段,始终是阿郑佬和黄永文瓜分文科年级总分的第一和第三,庞志军一直是千年老二,高考却突然拿了第一。

班主任林老师本来对855没有寄以多少“奢望”,而考试取得的突出成绩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意外”,让他在同僚面前大大地“长了脸”。隔壁的何老师我们大家都叫他“阿玄”,因为他有次上语文课时错把“訇”字念成“玄”(这个字念的时候要内舌卷起再往前顶,故意含混不清)。他每次从走廊经过,总是习惯向我们的教室探头探脑,用怪怪的眼光在里面瞄来瞄去,还在他们的班会课上公开声称:打败郑武珠就是打败855!有一次,“阿玄”偷偷把我拉到楼梯转角,跟我说他会看相,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的小胡子长得很特别,将来一定能考得上大学。

855进入辉煌时代是1986年秋季的校运会,屡屡突破校运会历史记录成了我们当时的“常态”。广播里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大都与我们班有关:男子100米卜永福11.93秒首先破了校运会记录;男子200米卜永福和蒋维分别以23.9秒、24.6秒破纪录;男子800米陈东再破记录,具体成绩记不清楚了。此外,男子4x100和4x400接力两个大项由朱群林、陈东、蒋维、卜永福四员大将联手出战勇夺第一;女子800米刘小红夺冠;男子3000米首次列入比赛项目,冯剑功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取得了第三名;还有陈指南的男子跳高、林英红的女子跳远、以及李早、朱伟燏、张祖芬、张兰、庞里、刘永才、王冰梅等等,都在各自的项目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后决胜阶段的女子铅球比拼中,刘素琼奋力一击,以一厘米之差战胜了852班很厉害的覃宇农(覃宇农当场就哭了),为我们班总分夺冠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之后,卜永福、蒋维、陈东、黄洪波被授予“国家二级体育健将”,高考成绩额外增加20分。

校运会的巨大效应使得855一时风光无限,大家终于吐出了内心深处憋屈已久的那口鸟气,终于觉得可以跟同年级的其他班平起平坐了,不用再去昂隔壁的鼻息了。

1986年学校的“中秋+国庆”晚会让855又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虽然那个事件现在看来实在不值一提,但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学校的高度警惕。在那个晚会上,我们班出了一个很“奇葩”的节目:四对少年男女携手表演了一段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舞蹈!节目甫一登台,立即引來惊呼无数,现场尖叫连连几近失控,观众为这个从未见过的节目类型喝彩不断,校方领导认为有失体统,直接将其与早恋挂钩,责成班主任严厉查处。作为节目筹备组负责人的副班长黄洪波只好引咎辞职,节目表演者陈东、卜永福、梁凯、李早、李鸣镝、覃丹娜、余治平一天到晚夹起尾巴灰溜溜地做人。

时间晃悠悠地来到了1987年的中秋之夜,学校通知各班举办形式多样的中秋联欢晚会。我们开班务会讨论后,决定以猜谜、竞答、美食分享等等为主。布置会场时,我让“书法家”蒋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黑板两旁,上书“说湘江话长江今宵畅谈东流水、跨黄河过海河明朝共逐北飞雁”,虽然不伦不类,但也表达了备战次年高考的信心和决心。晚会上,我写了一首歪诗,让大家在诗里找一找都有哪些同学的名字;冯剑功出了一道很怪异的"1+1=1"猜字谜题;熊剑红边唱边跳的《回娘家》把大家笑弯了腰,阿郑佬出了个上联“凤山出凤凤非凡鸟”,我当即对之以“龙潭显龙龙乃稀蛇”,招徕哄堂大笑,于是我就得了个“龙乃稀蛇”外号。晚会的后半场,我带头走进团团围坐的教室中间,伴随着大声的音乐跳起了疯狂的迪斯科舞,完全没有了平常端庄、严肃而虚伪的面孔。

进入1988新年之后,基本就是高考的决胜时刻了。活动不多,日子也很单调,留下的记忆就是满书桌的复习资料,以及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我被选上玉林地区优秀学生干部,据说可以在高考的时候额外增加20分。

要参加高考就得先参加预考,预考通过之后才有资格走上高考的战场。预考是在当年的三月底四月初,考的题目超级难,预考的分数线是286分,我考得了462分。我们班除了刘素琼陈指南等个别同学选择提前择业不再参加高考之外,基本都通过了预考线。

正式高考是在7月份的7、8、9三天,我们的考点分配在博白镇中,博中是其他学校的考点。考前博中所有教室都已封闭,我们去考场踩点回来后,临时被安排到字祖庙下面的科学馆复习。第一天考语文、地理,第二天考数学、英语,第三天考历史、政治,报考外语专业的同学还要加试英语听力。高考的政治科难度很大,我们班的郑武珠考得82分,全广西第一。语文也很不容易,我跟王冰梅都是92分,并列全班第一。数学科却是相当容易,班里得满分的同学有9个。历史、地理、英语跟往年差不多,六科满分为640分。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最早划为476分,因招生人数不足,最后又连降两次,达到453分,重点线划定在502分,我估分是517,实际总分是514(老马失蹄,数学反而考差了),排在郑武珠、沈东、陈露、冯剑功之后。上大学后才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我之所以会被录取,主要是因为我获得过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特别加分。

考完之后先是估分,然后填志愿,最后才会知道自己的实际得分。文科学生当时没有提前批录取的说法,“第一志愿”的选择非常重要,当年列入“第一志愿”批的全国重点大学文科类在广西总共招生103人。为了尽量多上一些“重点”,学校要在内部搞平衡,老师之间互相通气,根据学生的估分情况指导填报志愿避免"撞车"。我一开始想填报中国政法大学,后来听估分不低的冯剑功说他也想报,只好忍痛放弃。阿郑佬大叫大嚷说他语文考差了,现在回头再看,如果他当时报考北大,也肯定会被录取,只是可能专业没有隔壁的状元好。老功虽然得分不低,“第一志愿”却落了空,最后进了“第二志愿”批次的学校,成了当年该校考分最高的新生。大沈、陈露毫无悬念地“第一批”就被录上了。我自己却是个意外,被名校录取全靠了运气,趁人家千军万马涌往京城,躲一旁捡了个漏。

那时候,能考上大学是一件十分光宗耀祖的大事,往往要大摆筵席,整个村子男女老少都来祝贺,出门的时候敲锣打鼓十里相送。我们班共有43人参加高考,被录取了37个,当年没考上的,次年补习之后也基本都考上了。据不完全统计,当年被录取的同学有:郑武珠(武大)、冯剑功(北物)、沈东(厦大)、龙啸翔(复旦)、刘永才(南开)、陈露(中大)、严春明(中南财大)、王冰梅(中南政法)、张挺进(长春师大)、梁振柱(安徽财贸)、冯政(天津商院)、庞革平陈东 庞坚(西大)、蒋维 卜永福 梁泽 邓春兰 刘小红 李鸣鏑(师大)、冯正兰 朱小凤(师院)、张祖芬 何燕萍(民院)、易建中 朱汝林(桂林旅专)、余治平(广西商专)、詹德宝张兰 李春燕 李早 熊剑红 李萍 覃丹娜 朱伟燏(玉林师专)、王华光(粮校)、黄洪波(司法)、詹宗捷(交通)、林建华(石油学校)、温才生(桂林轻专)、朱群林(北海电大)。虽然也有些不尽人意的,但大家基本上都算圆梦了。

隔壁班虽然出了个博中史无前例的广西高考状元和一个从理科854班挖来的北大学霸,但整体成绩跟我们差不多,中间部分却没有我们班考得好。

 

二、敬业的老师和“凶狠”的校长

 

那时候,老师们都很看重“博中教师”这个身份,都很敬业,他们身体力行,身心俱用,而且心无旁骛,丹心一片,把职业当作事业去做,从来没有把教书育人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身上没有一星半点的铜臭味。

林宝强老师当了一年的班主任后,要经常请假到广西师大去进修(他当时只是大专文凭),他上的历史课往往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林老师讲课思路清晰,梳理历史事件脉络分明,善于总结归类,并常常以史鉴今,针砭时弊,言语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有一次,林老师带我们去白州电影院看了一场新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回来之后立即在课堂上洋洋洒洒大赞特赞张自忠“以攻代守”击溃板垣师团,那情景仿佛他自己就是横刀立马的抗日将军。当时还有一部电影叫《日本沉没》,林老师看过之后义愤填膺,严厉批判该片以强烈的危机意识企图洗白日本的侵略行径,为其军国主义招魂。林老师还教我们每天睡觉前“放十分钟电影”,回忆当天的学习内容,下课前也快速把那一节课的内容在大脑中过一遍再走出教室,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让我们很受用。

高二结束后,我们的历史课也上完了。林老师请假进修期间,由历史科科组长余瑞清老师来指导我们复习。余老师是一个有板有眼、四方脸、头发有点花白的中年大叔,很和蔼,也很有耐心。余老师有个女儿叫余颖,90年考入上海外语学院,离我们学校不远,同宿舍全是超级漂亮的靓女。余老师给我写信希望我帮忙照顾一下他的女儿,于是平常有事没事我总喜欢逛去她的宿舍坐一坐。

教语文的是李才尖老师,身材高大威猛,行事小心谨慎,走路从来不抬头,据说是因为文革时挨过整。他上的语文课索然无味,不管下面如何闹腾甚至是高声抗议,他永远不会生气,永远只会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课,45分钟下来,他左边的嘴角常常会出现一小团来不及擦拭的白沫。有一次开始上课前,我发现他的牙缝里有一根韭菜(估计老师中午是吃韭菜馅的饺子了),下课后韭菜却飞到了坐在前排的李春燕头发上......李老师好像对自己也不是很自信,向我布置任务时总是客客气气的让我很不自然。他常常把庞革平和我的作文当范文,用根绳子从作文本的顶端穿过去,然后挂到教室后面的墙壁上供大家观摩。

英语老师朱惠良非常勤奋,而且每天都是精神饱满的样子,我从来没见他疲倦过。他经常自己用打字机打印了很多资料供我们学习,其中大部分是各种版本的英语试题,我们最后的高考英语取得了优异成绩,可以说是题海战术的结果。朱老师的发音本地口语味很重,但不影响我们对这门课的理解和热爱。有一次,朱老师在课堂上点名要朱伟燏来回答问题,但他把朱伟燏的“燏”念成了“橘”,于是阿一哥就死活不肯站起来。朱老师还一直把叶圣恺的“恺”字念成了“岂”,叶作家也将就着认了。还有一次,朱老师点名要朱玲回答“负担(burden)”这个英语单词,朱玲站起来字正腔圆地说“不懂”,于是朱老师就赞赏地对她说“very good”。朱老师以前在东平高中教过我哥哥,对我也是爱护有加。

政治老师高二时是唐梅芳,身材不高的女老师,原则性很强的阿姨,说话一字一顿,话说出口之前好像总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高三之后是年轻的官锡强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下意识地两肘夹住腰间,好像总是担心他的裤子随时会掉下来。政治是我最心里没底的一科,觉得政治这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没什么抓手,复习资料也少。有一次期末考试政治题目超难,全班没有几个人及格,但梁博沙却几乎考了个满分,至今我仍百思不解。853班的班主任郑承光老师有段时间也来代过我们的政治课,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阿郑哥”。“阿郑哥”一家就住在我们男生宿舍旁边,他有3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于是经常有不怀好意的男生借故到郑老师家里要开水。

数学老师高二的时候是覃宏环。覃老师头发稀疏,天庭饱满、印堂发亮,讲话中气充足,虽然水平很高,但毕竟得算是“人家的老师”。他用教理科班的方法来教我们文科班,大家浑浑噩噩,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覃老师曾有一次打比方说,他只知道鸡的名字叫“鸡”,至于为什么要叫“鸡”,他也解释不清楚。高三之后换到了陈世林老师,他是学校教导主任,讲课深入浅出,基本上是等大家完全理解了才接着往下讲,非常切合文科学生学习弱项科目的实际。记得有一次他讲完后,看看教室鸦雀无声,就高声问“听懂了吗”,回答是稀稀拉拉的“不懂”,我以为他会生气,那知道他接着就说:“不懂我就再讲一遍。”后来高考大家数学取得佳绩,除了题目相对容易之外,陈老师的因材施教才是关键。很清楚地记得每个星期一早上,必有一场数学考试。

地理老师就不用多说了,他就是接替林老师在高三时做我们班主任的王贞瑛老师。王老师是个老愤青,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知识面和教学水平应该相当于硕士甚至博士,带过的班考出过很多英才,在博中很有声望。王老师上的地理课,45分钟时间他基本要用35分钟来讲他的“单口相声”,只用10分钟讲书本内容,但奇怪的是,这种很夸张的授课方式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反而加深了灵活运用能力。王老师有点“不务正业”,很喜欢照相,有一台档次还不算低的单反相机,一个人过优哉游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夫人及孩子,据说是农村的包办婚姻,缺乏感情基础,他一直不愿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大学毕业后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王老师的电话,把我吓了一跳。王老师让我帮他女儿找一份能保证有饭吃的工作,话语里的父爱真情流露,让我深受感动----原来王老师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体育老师当时是不固定的,三个经常轮换,他们分别是:覃锡祥老师、高平老师、韦波老师。平常的体育课一般也就是打球跑步沙坑跳远什么的。记得高中期间只上过一次游泳课,是在公园门口的游泳池,那天班里有几个女生公然旷课,老师不置可否,我却在之后的班会课上严厉批评她们,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当时还有两个女生辅导员,分别是高一时教生物的刘英锋老师和陈世林老师的夫人高琳老师,只是辅导员管的是全校,而且是女生,所以没什么印象。另外,博中还有个戴眼镜很帅气的团委书记,他有一个很讲政治的名字叫“江捍东”,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泽东。

最恐怖、最刻骨铭心的就是我们博中的校长庞军了,他的严厉简直到了“凶狠”的地步,让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我们一个个胆战心惊,防不胜防。跟庞校长“不慎重名”的同学,一入学就全都自己主动去改了名,于是隔壁才有了“庞志军”、“庞宇军”们。每天清晨,庞校长总是早早就站在外操场入口,他要一个一个地盯清楚,看看是哪个班纪律松散、列队拖拉。收操后他必定会有一个训话,一般是总结前一天的学习、卫生、风纪等情况,话一出口必定是声色俱厉,不管点到还是没点到的班级或个人,必定会听得心惊肉跳两眼发直。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高,镜片后面的目光深不可测,一望生畏。那个时候,我们当了班长的常常要到他那个有教室那么大的“校长办公室”,先听他训一轮话,然后无条件接受他分配下来的任务。高中三年,我从来没见庞校长在任何场合表情轻松过,也从来没见他脸上有过什么笑容,哪怕仅仅是微微的一笑。

庞校长的严厉体现在博中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千万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企图在学校做坏事不被发现,庞校长随时都可能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将你人赃俱获。我曾亲眼所见:854班的庞伟元有次穿了拖鞋,被他截在楼梯口,一声不吭就扒了直接扔进垃圾桶,然后喝令他赤脚跑回宿舍去换回运动鞋。有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宿舍的朱群林尿急又不想跑那么远上厕所,出了门口站在走廊边上就往楼下来个高山流水。正当他吹着口哨意气风发之际,一道手电筒的强光突然射来,跟着传来庞校长雷霆万钧的一声大喝,当即把阿朱伯那已经尿到了一半的给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最近听说阿朱伯身体不太好,身上某些零件有时运转失灵,不知道跟当年那泡尿有没有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博中以不甘人后的豪气推进改革,庞军校长在林时老校长的大力支持下,高举改革的大旗,启用一批年轻英才特别是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伙在前边冲锋,激活了春水,师生一心共同成长。很多年轻教师也是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磨练,被自己的学生“迫着”学习更多的东西,后来也成长为各个阶层的精英。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庞校长近乎魔鬼训练般的严苛管理,没有老师们经年累月无怨无悔的艰辛付出,博中88届学生一定不可能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辉煌。那年的高考,博中超越了玉高,在广西手屈一指,考上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的学生一抓一大把,现在红透半边天的南宁二中、三中这些所谓的“名校”,当年在骄傲的博中人面前,根本就无法抬头。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一只狼领着一群羊把一只羊带着的一群狼杀了他奶奶个屁滚尿流”。

 

三、清贫的生活刺激着摆脱清贫的神经

 

博中的生活是相当清贫甚至清苦的,那时候的条件远比不上现在。当年,我们住的宿舍大都是泥砖瓦背房,屋顶上常常有老鼠跑来跑去,有些老师的宿舍还跟我们挤在同一栋楼里。

冬天洗澡是一件麻烦事,得先去食堂后面排长队打热水,要用到热水票,一分钱一张,男同学经常是左右两手各提一桶往后面的冲凉房飞奔而去。女同学力气小,一般都是侧弯着腰,每次只能提一桶水,慢慢一步一步吃力地往前挪。很多同学为节省时间,就去洗冷水或者干脆不洗。男生宿舍后面不远处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可以在那里洗衣服。小河再过去有一口水井,需要用一根绳子绑住锑桶垂到井里取水。冬天水位下降,去晚了水就没了。井底很深,井口很滑,下面常有掉落的水桶,叶圣恺曾有一次冒着巨大危险攀爬井壁下去捡,现在想来还是毛骨悚然。

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村的同学需要让家里到当地粮管所交了自产的稻谷,再把相关凭证拿到学校伙房才能换来等量的饭票。“非农”的同学可以直接拿粮票和钱一起去买饭票,粮票要求是全国通用的,仅限于广西区内流通的一般不会收。菜票只需付钱就能买到,每天吃多吃少吃什么菜由各人自己掂量,月生活费一般在25元左右。

食堂的早餐常常是这两样:粥和粉。粥说是肉粥,其实就是一大锅清水粥里放几小块猪骨头,别的全靠味精。粉是凉的河粉,用滚烫的酱油水一冲,瞬间便美味无比。食堂旁边有个小卖部,店主大家都叫她“阿蓝姑”,是李才尖老师的爱人,她早上经常用三轮车从校外批发一些馒头包子回来卖。还有一个穿着一身脏衣服眉毛胡子贼腻兮兮的中年大叔,一大早就用自行车拉了两大桶鲜奶进来卖。牛奶既兑了水又加了糖,很甜,5分钱一小勺,一角钱一大勺,但两个小勺的倒在一起,却只有大勺的2/3。如果你说要买一角钱大勺却不留意去盯着,他舀奶的手到时就会故意抖动几下,于是勺子就装得不太满了。我曾专门站在旁边怔怔地观察过好几天,对这个狗叼的挣钱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中饭和晚饭的菜式品种会多一些,其中扣肉是每餐必不可少的,一角钱一块,相对比较便宜。传说扣肉是从外面买来的母猪肉、病死猪肉进行再加工的,只是大家吃便吃了,也没见有什么涉及到健康问题的事件发生过,可能是饥饿的肠胃早已完全适应接纳一切带油腥的食物了。食堂门口斜对面后来还开了个营养餐厅,卖的小锅菜口感好但价格贵,大家偶尔也会去改善一下生活。学校还允许学生把生料拿到食堂里面那个蒸饭的大锅里顺便弄熟,有人去外边买来排骨之类,加入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黄豆、花生,用搪瓷口盅或饭盒装好并在上面贴一张热水票交到食堂,师傅蒸好后会放在厨房门口边的饭桌上由各人自取。

食堂门前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塘,塘里养了很多罗非鱼,一边站着吃饭一边把饭粒丢下去喂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趣事之一。有一年冬季学校捕鱼,除了发给教职工之外,也分一些给食堂让师傅们烧好给学生免费分享,感觉很是温馨。王贞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说,10粒黄豆的营养价值与一只鸡蛋相当,于是阿一哥常常念叨着要拿他的黄豆去找王老师换人家屋里的鸡蛋。

丢饭盆是常有的事。食堂门口洗碗槽的自来水管没安装有水龙头,一根管子每隔一尺左右钻一个细孔,开饭的时候师傅会打开总闸,小水柱子就并排着源源流了出来。饭后大家为省时省事,就把饭盆洗好放在食堂里面靠近门口的水泥面板桌子上,开始的时候都是按班分管,后来渐渐就乱了套,于是就有人混水摸鱼,用了别人的饭盆,被用的同学,又悄悄再去用另外其他人的,这么一个一个传下去,个个都是既做贼又想抓贼:被偷的时候肉痛,偷的时候忐忑,那种复杂心理估计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后来大家都是打好了饭再带回宿舍吃,然后把饭盆放在宿舍,或者用红漆在饭盆外边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名字,这样才安全了。

外操场公园门口的马路边有几个饭店,味道都很不错,周日中午或傍晚,老功、大沈、郑佬,肥佬经常是在食堂打好饭,然后端了饭盆呼朋引伴到外边饭店花几块钱炒个菜,那时候常用的专用语是“做货”、“饮醒”,个个老远就开始大呼小叫兴高采烈。钱水少嘴又馋的詹德宝、詹宗捷们,就去外边市场上买回生猪肉、鸡蛋、黄豆等等,用酒精炉煮来吃。我晨跑的时候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公园路的南边走,因为那里有个“北园酒家”,他们做的扣肉干捞粉味道那个鲜呀,至今想想还会漏口水。

收到家里的汇款单是一件五味杂陈的事。晚自修的时候,总务处有个胖胖的阿姨常常会来到教室后门,先用笔敲一下窗子,再大声叫喊某个同学的名字。每当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位同学又收到家里的汇款单了。新钱到手,心情往往都很复杂:一方面饥肠辘辘的状况终于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又会遥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也开始懂得感恩了,明白了只有拼命读书,才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情。

县城的同学,家境条件相对要好很多,最起码的都是衣食无缺了。尤其是几个官二代富二代们,我印象中他们从来没有操心过穿衣吃饭这些破事。庞革平的老爸是县里的人事局长,那时候托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开始盛行,去局长家汇报思想当然是不能空着手的。于是庞革平就经常把他家里吃不完的水果点心搬来宿舍给大家分享,卢晓军、梁凯也经常都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零食。有一年中秋,冯政送了我1/4块月饼,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叉烧做的非常好吃的月饼,我差点没把自己的舌头嚼了咽下去。

高中期间唯一的一次“旅游”是在高二上学期段考之后,目的地是浪平的将军岭。卢晓军、张兰等县城同学帮借来了好多辆自行车,大家像出笼的小鸟一路欢呼而去。由于路途较远,路况不熟,一些车子又发生故障,约有一半的同学走错了路不得不中途折返,最终能站上将军岭峰顶的女生只有4个,其中梁博沙的车路上摔坏了,由王冰梅、刘小红、张祖芬、严春明轮流驮着她过去。

 

四、躁动的年纪以及无处安放的青春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幻想和探究。那时,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树是开花结果的,青春的荷尔蒙充盈着我们的每一寸肌肤,我们处在一个多梦的年纪,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性是永恒的话题,谈性的时候我们总是赤裸躶地直至露骨。尽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接触过异性,但不妨碍我们个个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教室门口的走廊,常常是我们“耍流氓”的地方。每当课间,我们总喜欢并排倚靠在走廊的围栏边上,盯着同班但更多是隔壁班那些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凸或翘的女同学一个个从眼前走过,闻着从她们身上飘过来的或浓或淡或远或近或有或无的异香,总要嘻嘻哈哈地怪叫一番,然后再发表一些酸酸的评论,并给那些长相姣好或者衣着打扮有些特别的女生起了不同的外号。

有一次,冯剑功阿郑佬他们正在内操场打排球,看到852班的覃宇农、黄瑞华、朱汝葵三个漂亮女生从球场边经过,于是就搞了个恶作剧,故意把球打飞过去,当即把其中那个原本“情意浓浓”的女生打哭了。那时,青春女孩随意的一件服饰或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总能引发大家的无限遐想。

晚间的卧谈会,荤笑话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阿一哥、阿郑佬都是公认的权威,肥佬、刘永才偶尔也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发明和发现。往往都是整个宿舍的光棍们一起自动自发、群策群力,不断提升卧谈会的品质和档次。有一回谈兴正浓,詹宗捷起身准备上厕所,猛然间发现班主任王贞瑛老师像门神一样定定地贴身站在门墙边,顿时吓得魂飞天外。当然,第二天的班会课上必定又少不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训诫。

被谈得最多的同班女生是陈露,她是高二下学期才从城厢高中转学过来,据说朱惠良老师跟她们家是亲戚关系。陈露的后脑勺有一根那时候很罕见的长辫,其时适逢电影《神鞭》开映,于是那几个卵仔就给她起了个号外叫“神鞭”。陈露一直给大家很高冷的印象,不但从不跟男同学来往,平常跟女同学好像也没什么交流,记忆中,她只跟朱玲相处还算融洽。陈露刚转学过来时,林老师便找了陈露谈话,问她将来的目标是考哪个大学?她说家里人要她考广西师大,因为有个姑父在师大工作。宝宝老师认为目标低了点,建议她向重点乃至名牌大学进军,并同她约法三章:一在读高中期间不准谈恋爱,二要严守学校一切纪律规定,三要勤奋学习,赶超别的同学不拖全班后腿,并强调(实际是吓唬)如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就把她退回原来的学校,问她是否能做到,她虽不是很不情愿但也说“能”!记得有一次轮到她值日,打扫教室时水不洒、椅子不提,只是做个扫过的样子,很不认真。于是宝宝老师就在班上严厉批评,并罚她连扫三日。听阿郑佬说,那几天她扫地时怒目圆睁,把椅子推得“叭啦”“叭啦”响。陈露虽然仍像一匹野马那样桀骜不驯,但竟以非凡的意志真的做到了那三条,每一次考试都在进步。而每次大考后宝宝老师都找她谈话并提出下一阶段目标,还特别提醒她注意前面的“三条"。大学毕业后己在中大工作的陈露那次回博白跟老师同学聚会,在餐桌上很郑重地向林老师敬酒一杯,并说:“林老师,我对你是又敬又怕,直到现在,你仍象一条鞭子一样高悬在我头上。”

早恋在当时是高度敏感和忌讳的一个词汇,学校始终利剑高悬严字当头,家长和老师万分警惕时刻防患,而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无时不刻不在蠢蠢欲动暗度陈仓。楼下863班有个男生偷看了“禁书”《鹿鼎记》之后,按捺不住满腔欲火,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偷偷潜入女生宿舍区,企图施展刚刚学来的“十八摸”神功,结果被逮了个正着,落得个“留校察看”的严厉处分。那时候博中的男生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文科班还好些,学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排队做早操的时候,看到隔壁理科班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女同学,其中还有一个头发很短比男人还男人的“阿牛哥”,真替那帮排着长队的老光棍们着急。

我们文科班的同学天生就是“多情种子”,我每次在校长办公室开会都被“特别提醒关照”。林老师找我谈的“工作”也大多与早恋有关,要求我想方设法彻底根除班里的早恋问题。由于心里有鬼屁股有屎,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相当“龌龊”不地道。有一次我被逼得狠了,就在班会课上不得不发表一通言不由衷的“早恋危害论”,还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不记得是从何处抄来的格言:“假如你有一颗爱的种子,请不要让它过早地发芽,因为现在还不是春天!”

关于早恋这方面的业务,我们班纸上谈兵的很多,闷声发大财的却也不少。当时詹宗捷恋李早就恋得死去活来,我出面严厉干涉过,还动用了老师的多次棒喝,后来才有所收敛。有一个周日的傍晚我去公园跑步,看见不远处陈东和覃丹娜并肩携手走来,我躲到一旁,看陈东推着自行车在慢慢往前走,覃丹娜袅袅娜娜跟在旁边,用手挽着陈东的胳膊,当时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一定已经有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至于黄洪波在他们两人中间还有些什么瓜葛,应该是之后的事了,得由他们自己主动来坦白了。班里还有个表面老实寡言少语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的严春明,一边偷偷地跟初中时候的女同学书来信往互诉衷情,另一边却又企图对班上的某个女生暗送他秋天的菠菜,最要命的是这个女生竟然还是我的暗恋加初恋!老严你想找抽啊?刘小红是我的啊,你可千万不能下毒手啊!

故事的情节虽然丰富多彩,故事的结局却乏善可陈。班里唯一一对修成正果的,是陈忱和庞里,他们都是在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恋上的,是在共同战斗经历中结下了情谊的“革命伴侣”,跟早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祝福你们!

 

 五、春风不解风情燃烧了少年的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们那么放荡不拘,做下那么多的殠事、蠢事,不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有多坏或者想变坏,而是当时的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大家需要找一些宣泄的出口。其实,自从踏进博中校门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大多来自很普通的家庭,不少还是农村贫困家庭,高考是唯一能改变我们命运的捷径。在眼前这座候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我们只能赢,不能输。

所以,读书才是我们没有任何疑虑的“主业”。

记忆中,我们在高二结束时就已经全部上完书本的课程,高三那一年,基本都是在复习、练习和模拟考试了。背书是很有效的复习方式,我只要对着历史课本的目录,几乎就可以完整地将四本书(《中国历史上下册》、《世界历史上下册》)从头到尾背完,而更厉害的隔壁学霸庞志军,据说他倒过来也背得很轻松。摊开一张《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用笔随便往图上一点,我就能说出那地方在什么区位、是什么性质的气候、有什么资源和特产、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当然,我们也不是死记硬背,还要学会归类总结整理,比如列举雅各宾派有哪些政治观点、1895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穆罕默得.艾哈迈德在哪一年从麦加出走麦地那创立伊斯兰教,一个人8月初驾帆船从太平洋经巴拿马运河驶往伦敦,他会遇到哪些气象问题,等等这些,我们都得用笔记本清清楚楚条理分明地整理出来,反复练习。

语文一直是我们的弱项,权威的复习、模拟考试资料不多,大家只能钻到书本里去盲人摸象。李才尖老师上语文复习课总是不得其法,隔壁的那个阿玄老师更是没多少招数,博中其他班的语文科老师也都差不多,高考语文科要考出好成绩,很大程度上得靠平时的积累,靠各人的悟性,或者说是靠运气。记得当年高考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习惯》,当时我是用书信格式去写的,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遇得以翻看自己的档案,发现评卷老师竟然给了个满分50分!那时候,信息还不发达,与外地的沟通基本是靠书信。博中的支书朱光富老师门路较多,经常会从南宁二中、三中等外校朋友那里要来各学科的复习资料,总是一到手就疯狂地印发给我们。

考试是必不看少的,最后那个阶段几乎是三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周末基本上都没有休息。重要的考试每学期有两项:段考和期考,老师评卷的速度相当快,一两天之后就可以把答卷发回来,让大家订正,经常有同学对老师的评分提出异议,老师也会及时纠正。单科和总分成绩都会张榜公布、全班进行排名,排名表就贴在黑板左侧的下方,每个人都会十分在意自己在表中的位置。考得好的郑佬们总是大呼小叫欢畅无比,考砸了的特别是考前神经高度紧张的女生们都很沮丧,但也有人咬牙切齿暗暗发誓要在下一次扳回来。印象中,我的成绩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全班第3名,偶尔也得过一两次第2,但从来没得过第1,也不会掉到第4名以后。第1名总是被阿郑佬独揽,只有2次例外,一次是高三上学期段考被冯剑功逆袭,另一次是最后一个学期期考被大沈夺走。老功因了那一次夺冠,从体育委员升格为团支书。原来的团支书庞革平由于同桌的阿郑佬在考试时拒绝给他“借鉴”,成绩有所下降,职位也降为劳动委员。但革平同志很争气,降职不降身份,从劳动委员又转为宣传委员后,主编了一份班刊叫《心生》,并在一次全县征文大赛中勇夺第一,作品是《从芒编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庞军校长在早操后用高音喇叭向全校公开通报表彰。

那时候博中的学霸基本上都是男生,文理科都一样,拔尖的女生寥若晨星,叫得出名字的大概有三个:1班的张晨、4班的张然和6班的黄燕清。我们班总分前几名的几乎全是男生,女生中的刘小红、李鸣镝、王冰梅、邓春兰等偶尔也能插进来,但也只是偶尔而已。“神鞭”本来机会很多,无奈每一回都被数学拖了她的后腿,只能老老实实地后面呆着。大沈、老易的成绩也比较稳定,但老易后来高考发挥失常,很是遗憾。

每个期末都会评选三好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荣誉很大程度是与考试成绩挂钩,学校会将各班评选出来的名单张榜公布在池塘边医务室后面的墙上,并发给数额不等的奖金。王冰梅至今很清楚地记得高二上学期期考她得了全班第三名,获得13.5元奖学金。有一次,阿郑佬领到钱后立马就跑去白州饭店,大手甩出10块大洋吆喝饭店师傅来一大盘白斩鸡,然后用旧报纸包着兴冲冲跑回来,跟他宿舍那一帮光杆兄弟们吆五喝六地分享。

班干、团支部选来选去基本上都是固定的那几个人,但职务常有轮换。班长一直都是我,没换过;“波头”引咎辞职后大沈接任副班长,郑佬原来被安排做生活委员,他觉得不够风光就去找林老师闹辞职,林老师只得把他跟大沈对调,最后一个学期的副班长是冯正兰;团支书的职位庞革平和冯剑功各做过一个学年;学习委员郑武珠,严春明,刘小红三个都做过;文体委员卢晓军、冯剑功;组织委员易建中;宣传委员李鸣镝;女生委员邓春兰;劳动委员温才生、冯正兰;生活委员沈东。另外还有几个小组长:张兰、张祖芬、王冰梅、梁泽、熊剑红。

班费一直都是大沈在管,新学期每个同学都要给学校交学杂费,其中有2块是班费,学校会退回给班级统一管理使用。此外,学校每个学期都给各班发放数十块不等的奖助学金,也都一并由大沈保管。那时候外面有个银行周末会派来2个人到学校的小卖部那里设点办公,我们班的经费就存在那里,记得是一本深黄色的精致小存折,里面最多的时候存有近300块钱,后来毕业聚餐时都用完了。

 

六、睡我上铺的兄弟可曾记得你那些问题

 

最近一次班群聊天才解开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秘密,一桩发生在30年前的“无头悬案”。

李才尖老师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办了个《学习园地》,有一天,不知谁在他批注过的资料旁边加上了“狗屁不通”四个字。李老师看了很生气,第一次在课堂上发飙,要求我追查究竟是谁的“杰作”。我连续查了好多天,又是对笔迹,又是盘问威胁,又是故意诱导,最早的怀疑对象是阿朱伯,然后是叶圣恺,一个一个男生排查过去,最后牢牢锁定张挺进,虽然他一再喊冤,可喊完还是得乖乖地写了检讨。当时我甚至连女生都怀疑过,可就是从来没怀疑过他-----在全体师生眼里最“品学兼优”的大沈!原来最凶恶最阴险的“阶级敌人”就藏在自己的身边呢!

大沈的坦白仍然让大家感到十分震惊和难以置信,同时也勾起了对李老师的无尽思念。李老师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曾被整得很惨,一有什么风声鹤唳,立刻就汗毛倒竖、战战兢兢。他自认为水平有限,总是拼了老命倾尽全力想把自己所懂得的全部教给大家,只是年少的我们懵懂无知,把老师的仁慈宽厚当作软弱可欺,给了他不少难堪,现在想来真是懊悔不已。虽然道歉迟到了些,但以李老师的大人大量,得知当年的那帮熊孩子们今天竟也会齐刷刷地列队向他鞠躬,九泉之下必定也会莞尔一笑。

那时,我们的宿舍是由旧教室简单改造而来,开始是一大一小两间,高二下学期调整为三个小间,其中两间连在一起。宿舍区没有自来水,早上刷牙洗脸得去食堂门前一个小小蓄水池那边,很拥挤。大家为了方便,往往在前一天晚上洗完澡或洗好衣服后顺便就提了半桶水回去,放在门口转角处留待次日一早使用。前一天没洗澡的同学常常会早起,把人家装得多的匀一些到他的空桶去,或者是每个水桶各取一瓢,一般也没人跟他计较。“小气”的如冯政等,会把他的水桶藏到床底下,人家也会识趣地不再去匀他的。我们宿舍的蒋维发明了一个“干洗”的方法,他用一口盅水就可以把刷牙和洗脸这个大项都妥妥地给解决了。听说女生宿舍那边的李早后来对此“发明”进行了改良,还可以用更少的水就能搞定。我至今仍弄不明白他们的灵感从何而来依据的是什么原理。

卧谈会依然长盛不衰,只是话题慢慢就有了转变,毕竟大家的性知识水平本来就相当有限,而且光有理论没有实践,聊来聊去还是老三样,日久也会觉得无趣。于是就有人提出了类似“青春痘最好是长在什么部位”这样的问题,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就是“最好长到别人的脸上”。有一次,黄洪波问大家最喜欢《三国演义》里的哪一个历史人物?我抢先回答说最喜欢诸葛亮,结果那几个卵仔一致说他们还是喜欢貂蝉。

有一天晚上熄灯前,阿郑佬坐在床边一边抠他的臭脚丫一边大谈他对女性三围的新认识。正说得兴高采烈口沫横飞时,睡在对面上铺的阿一哥探过头来问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阿郑佬一时还没转过弯来,相邻床位的庞革平蚊帐里就传出簌簌的翻书声,跟着就有人代他回答了阿一哥的问题。于是,“约翰内斯堡是哪个国家的首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哪一年写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什么时候爆炸”等等问题接踵而至,大家不知不觉便又转到学习上来了。

那时班上学习氛围是相当浓厚的,有一种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的风气。阿郑佬虽然盘踞着老大的地位,但也常常居安思危。他的危机感不仅来自隔壁或者更远的地方,也来自本班的那些屌丝们。那次段考他被冯剑功成功逆袭夺走了他的“宝座”,就惊出过不少冷汗。让他忌惮的是身后还有个无比阴险毒辣的大沈,一直都在虎视眈眈。而老易和我也非等闲之辈,随时都想扑上去。我曾在多个场合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可惜每次总是功亏一篑。

班里按学习成绩大致分成三个梯队,冲在最前面的以阿郑佬为首,矛头直指隔壁,以“打败856,抢走他们的女人”为己任,前呼后拥,排山倒海。紧随其后第二梯队主力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女共匪,陈露、刘小红、王冰梅、邓春兰、李鸣镝是主要干将,中间裹挟着冯政、刘永才、梁泽等一班小男人。第三梯队虽然不乏卫生员、通讯员、警卫员等等,但他们也同样紧握着针管、电线、木棍跟着前方队伍冲锋陷阵喊打喊杀。全班上下目标一致空前团结共赴国难,如同一窝倾巢而出的悍匪,高举着鬼头刀哭丧棒勾镰枪,使出撒石灰绊马索撩阴腿等五花八门的怪招阴招损招,把一队洋枪样炮龟头缩脑的“皇协军”杀得鬼哭狼嚎落荒而逃,然后站成一排对着那个硝烟滚滚的方向解开裤带逆风尿三丈哈哈大笑。

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浩浩声势,大家现在仍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时候,同班、同年级之间在考试时的竞争几近白热化,但同学们平常仍然会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阿郑佬虽然外家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但也有自己“练门”,他对解释几何的解题方法一知半解,常常在数学考试中吃亏。后来,在这一偏门功夫上浸润过不少时日的梁振柱主动施以援手,用“九阳神功”帮他打通任督两脉解开被封的穴道。庞革平原来跟阿郑佬同座,学习上得到过阿郑佬的很多帮助,调离后成绩直线下降,于是他去找班主任哭诉后又被调了回去。当然,阿郑佬也吃曾过庞革平家的不少扣肉和猪脚。平常大大咧咧的阿朱伯,每次向大沈请教问题时,总是趴在书桌上低声软语,撅起的屁股从来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我现在仍后悔当初叶圣恺问我如何记得住历史年代表时,我解释得不够细致,让他听起来有些似懂非懂。

当时大家的勤奋和刻苦常常让学校十分“忧虑”,为了保证必要的睡眠时间,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下了晚自修后要求教室一律关灯,不允许“开夜车”。宿舍熄灯后,一些同学又点起蜡烛、手电筒,废寝忘食地坚持看书学习,常被巡夜的校长、老师们喝止并收缴“作案工具”。“学霸”阿郑佬一边瞧不起这种“笨功夫”,一边自己也偷偷这么干。隔壁的阿玄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然为他们班的学霸争取到一份“特权”,让黄永文可以点着煤油灯在教室里通宵达旦地复习。据说咱们班女生那边也是蛮拼的,梁博沙就经常躲到厕所和路灯下看书,臭哄哄的气味和成群结队的蚊子也没对她有什么影响,余治平上一次厕所都要背3页地理书。

 

七、苦难的岁月教我们学会了坚强

 

最近,班群里晒出了当年大沈睡觉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的潦草日记,现摘录其中的两则,原汁原味,原封不动。

其一:6月15日,星期日,晴。不知如何好,已寄信回去让家里大哥、四哥商量寄钱来,却还没收到,实在费解着急啊!已借了好些钱了:东云5元,邹友2元,冯政2元/2斤,叶衍0.75元/2两,陈达海0.4元。又快要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家里还不想想(办法)?想快一点?近来复习效率十分低,进展不大,效果甚微,可以看到,许多人跃起来了,要注意啊,奋起力争,拼搏!

其二:2月8日,星期一,雨。今天下午六哥来,带来了25元钱,其中有15块是爸给的,10块是妈给的,妈叫我用来买衣服穿。看来,家人对我的关心是挺够的了,特别是妈妈,让我非常感激,大概她见天又冷了,想到她儿子可能也要挨冻了,还十分了解我,知道我没买过衣服,妈对我的关心是多么无微不至啊,每当想到她在家日夜操劳、忙碌的身影,总是不停地干活的双手,我滚热的泪珠便簌簌流下。是啊,妈为了我们六兄弟姐妹,流了多少汗血,操了多少心啊,我还能有什么理由不感激她呢?不努力去学习来报答她的养育关怀呢?写到这里,我已是热泪盈眶。妈攒下10块钱多么不容易啊,她做的一切工作,一切辛勤的昼夜手工劳动,操持家务,养鸡喂鸭,无不是为了我们兄弟几个啊,而她却常遭到曲解、误解和责骂,她哭过,我还顶撞过她,大声呵斥她,她为了我们,几乎什么劳苦辛酸都受过了。妈,多好的妈妈,我想世界上没有谁比您更好的了。写到这里,视线已经模糊,无法再写下去了!唉,还是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妈妈对我的一片深情吧!

大沈那一页一页饱含泪水的日记,道出了同学们共同的心声,苦难的岁月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时,农村虽然已经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活普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在某些阳光一时难以普照到的山旮角落,贫困依然如细菌般顽强地孳生着,并直接或间接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我们正在发育的躯体。

我们大多来自农村,家里兄弟姐妹多的,日子都会过得十分艰难,有些同学的父母亲人经受不住长年累月的煎熬,或无力下田,或卧病在床,或撒手人寰,家里一年到头除了靠养几只鸡鸭或一两头猪拿去卖钱,就再也没有其它收入了。一旦遇到鸡瘟猪瘟的灾荒年月,基本上就是倾家荡产了。虽然平常省吃俭用,恨不得将一分钱掰开两半来使,但很多家庭仍然无法维持基本的温饱,更加拿不出什么钱来供自己的孩子读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很小就要跟随长辈下地干活,风里来雨里去,天生就具备了一种抗饥饿抗疲劳抗灾难的强大素质。李鸣镝记得小时候去放牛,常常因为力气太小拉不动那头倔强的大牯牛,于是天流泪,牛流泪,自己也流泪。干重体力的农活再苦再累都认了,唯有一样东西让我们现在想起仍心惊肉跳:稻田里有种叫“蚂蟥”的水生动物,专吸人血,而且长相十分恐怖。王冰梅、余治平一想起就恶心得想吐,李瑾、邓春兰被粘上就一边惊叫一边疯跑,李早、李鸣镝一眼瞥见那玩意快速游来,一个激灵就跳上了一米多高的田埂,然后不停地跺脚哭喊……可是哭归哭、喊归喊,哭完喊完还是得抽泣着万般委屈地继续耘田插秧。一旁的父母哥哥姐姐叔伯阿姨时常也会大声训斥:怕蚂蟥?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呀,不想被蚂蟥咬,就去发力读书将来当“国家干部”呀!

刘永才是家里几个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长期依靠在博白糖厂做日工的三哥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的三哥当时还没成家,身材跟他差不多一样矮小瘦弱,听说每天至少要扛总量超过他自身体重300倍的东西,才能保证三餐吃得饱饭。他每次送钱过来,面额都没有超过一元的,总额也很少会超过5元,但高中三年一直从没间断过。身材消瘦的梁泽,常常只打白饭不打菜,他说他还是习惯吃些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他用几个玻璃瓶子分别装了萝卜干、酸菜、芋头苗之类,放在箱子里,一到饭点就用勺子各掏一点出来,就着热水泡过的饭慢慢嚼着吃了。王冰梅每当只打一份5分钱青菜跟姐姐均摊的时候,饭堂的阿姨总是额外给她多加一些菜汤或半勺扣肉汁。

班里农村同学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一般不会主动去打听别人的家庭情况,一是自己会心酸,二是担心会伤害人家的自尊。李瑾有个高她一级的初中同校师兄,是当年全校唯一考入博中的幸运儿,成绩一直很不错,但刚进入高三就突然莫名奇妙的辍学了。多年后她才知道,原来是家里已经拿不出十几块钱的学杂费了,也无力继续承担他在校期间的生活费,他咬咬牙就不辞而别,只身外出打工,打算挣了钱再来复读。但世事难料,数年后他还是不得不在四面透风的寒窑里娶妻生子,延续着祖祖辈辈的艰辛生活。

有一次,县人民医院一位部门负责人专程来学校反映,说博中有个家庭十分困难的女生偷偷去医院卖血了,只知道是我们这个年级的,性格比较内向,死活不肯说出她的姓名。学校十分震惊,暗中逐一排查,最后锁定在我们855和隔壁854班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生范围内。林宝强老师和陈作富老师经过多次协商,认为再也不能查下去了,否则一定会严重伤害这个这个倔强的女生,两位老师只是在生活上给了我们更多周到细致的贴心关怀。多年后,林老师每每提起这件事,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前文说过,博中当年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一些必要的后勤保障都难以满足。全校女生的洗澡房只有4个小间,热水无法正常供应。王冰梅两年里无论什么季节,洗澡洗头都只是用冷水。李鸣镝和邓春兰有两个“最怕”:一怕洗澡,二怕上厕所。那座厕所女左男右,蹲位直接建在开放的化粪池之上,垂直高度大约4米,用大沈的话表述就是“地球上食物变形后离开人体自由坠落到地面距离最远的厕所”。早上人多的时候,可以透过脚下那个长方形的蹲口看到壮丽的“自由落体”景观,听到鼓乐齐鸣的“田园交响曲”,闻到只有百年老窖才酝酿得了的“醇香”,经过一番高深莫测的“哲人沉思”,最后挥挥手带走一片五颜六色的“云彩”。因为厕所离女生宿舍比较远,要经过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余治平每次走过都会胆战心惊,老害怕突然又蹿出一条蛇来。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我们求知的欲望,反而激发了我们强烈的斗志,因为,“你若不坚强,懦弱给谁看”。我们每天总是发了疯似的拼命地读书,“寒门出贵子”既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也是我们顽强拼搏的动力源泉,支撑着我们风尘滚滚一路向前。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就算当年的高考考的不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政治,而是考围棋书法钢琴修车搬砖打麻将,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必定还是咱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是一群从苦难岁月里坚韧熬过来的无考不胜的“学霸”们。

 

八、请把我的真心放在你的手心

 

世界上只有两座专门供奉创字祖先仓沮的“字祖庙”,其中一座就在博中校园内。“瓦宇飞檐气势雄,庙名仓沮博城中;非关文字河图出,为念先民开化功。”这是博白籍作家、语言学家秦似先生当年写下的一首有关博中字祖庙的诗。

崇文重教是白州大地的优良传统,家家户户争着抢着送儿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蔚然成风,有钱人家不惜血本,小户人家砸锅卖铁,一定要培养出自己家的“读书人”。这种传统从小就深深地烙进了我们的血液里,并附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只有明义识礼的“读书人”才配拥有的人情关怀。

我们的宿舍就在字祖庙旁边,每天从庙前走过,仰望那高耸的塔顶,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我们无时不刻不在感受着浓郁的文化熏陶。相近的家庭背景以及类似的成长经历,让我们很容易就学会了“抱团取暖”。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班级的良好风气,班上同学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激烈争吵和打架斗殴之类的现象,互爱互助的精神始终贯穿在生活的许多细节当中。

“叫化子也有几个跛脚兄弟。”邓春兰很清楚地记得当年的“闺蜜”给过她的那些关照:“县长”张兰经常用一只帆布军用挎包,装了很多当时还罕见的水果、零食到学校来,每回她都能分到香香的一份;余治平送给她的一身玫瑰红的薄款外套,让她在艰难时代也满足了一轮美美的少女心;王冰梅每次去食堂那里蒸了黄豆带回宿舍招呼大家吃,她总是一边觉得有些难为情,一边又忍不住把勺子伸了过去……

那时,打羽毛球就跟现在打高尔夫一样,还算是一项比较奢侈的“贵族运动”,因为羽毛球拍价格昂贵,很多人买不起。李春燕的父亲在一个乡镇小厂当厂长,家境相对宽裕一些,她既想享受这项运动的乐趣又不想伤及闺蜜的自尊,于是就自己去买来球拍,提议邓春兰、朱小凤、李鸣镝她们另外凑钱买球,几个女生常常玩得兴高采烈。当然,李春燕也吃过不少朱小凤父亲带来的猪肝瘦肉汤,邓春兰还记住了李鸣镝妈妈隔水蒸饭的方法,真香!

1987年农历七月初四,叶圣恺的父亲突然逝世,让这个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雪上加霜,身为长兄的“作家”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团支书冯剑功率先站了出来,发动大家“能帮就帮”。同学们很快就聚拢过来,你一块我几角甚至把饭票菜票粮票也捐了出去,一共凑了70多块钱,让叶圣恺回去买些香火纸钱蜡烛办妥父亲的后事。叶圣恺坚持从老功那里要来了一份“捐款清单”,后来还把它带入了军营,至今仍牢牢记着当年那一点一滴的恩情。

虽然日子过得异常清苦,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用酒精炉、煤油炉煮东西吃,就是冯剑功最早“发明”出来的。每当肚子里的蛔虫和嘴巴里的馋虫发出抗议的时候,老功就去街上割来几块五花肉、排骨之类,招徕易建中、温才生等几条老友到宿舍里“打火锅”。阵阵的肉香引来隔壁852、854班几颗好奇的脑壳和吧嗒吧嗒的吞口水声,于是邹友、郑明等等也便跟着有样学样。

那时候,男生之间很少互赠礼物,只记得刘文雄送过叶圣恺一双球鞋,冯政跟大沈关系很铁,也只是半借半送一些饭票菜票饼干之类。男生们喜欢“以酒肉论交情”和“一切尽在不言中”,阿郑佬有一次打球扭伤脚,半个月走不了,于是大家就轮流扶他上下教室。而女生更讲究“小资情调”,爱展示她们的“文艺范””,张兰、邓春兰、李春燕几个就曾去街上买来布料,各做了一套杏粉色的姐妹同款套装。高二时覃丹娜送给李早的一套浅色衣服和一条漂亮的围巾,李早也穿到“屁股坐烂”,到师专了还收到丹娜寄来的网球裙。张兰曾送给王冰梅一件米黄色“的确良”衬衣,她穿得由黄变白、又由白变黄都舍不得丢。

由于时代所限,当时男女生正常的交往机会不是很多,不可能像现在那样让邓春兰见面就喊“阿朱伯”、“阿南哥”,邻座男女同学之间一整个学期没跟对方说过一句话也是很平常的事,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深厚感情。在那个不需要太多言语的年代,855是我们一起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大家心相印手相连情相牵,左手牵情右手牵爱,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大学期间,李春燕放假去桂林玩,李鸣镝、刘小红、邓春兰三个轮流全程当“三陪”,极尽地主之宜。大四最后一学期,邓春兰意外收到早她一年参加工作的李春燕寄来的一张汇款单,简短的附言说“有工资领了,你还没有,想帮一下”,令她心里无比温暖。阿郑佬毕业时被分配到热作所工作,在那个他称为“村”的偏僻地方被三座大山(无钱、无权,无爱)压得喘不过气来,终于有一天迎来大救星翻身得解放,两手空空踏上防城港的金光大道,庞革平“借”了2千块钱给他“安家”,至今没还。前段时间阿朱五突发脑梗,大家除了去医院探望,还四处帮着求医问药,班群里经常有同学问及他的康复情况,最近终于见到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官场”上,同学们都十分高兴。

 

九、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那时候日子过得很慢,每一个学期都很长很长,生活十分单调,我们基本都是在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来回转,每个点都可以踏得像钟表那样准确。

班里同学大致也划分为三个帮派:县城的官二代富二代是一派,以黄洪波、粱凯、朱群林、卜永福、卢晓军为代表,各自都有自行车,放学后风驰电掣地飞回家吃饭,但学校一般不准外宿,得先提出特别申请,他们平常用地佬话交流;农村来的同学自然抱团,以郑佬、大沈、肥佬、老功,阿一哥领头,平常以新民话交流,一天到晚穷寻开心;其他不结盟派如冯政、庞革平、詹宗捷、严春明等等,各玩各的,互不相扰。“县城帮”义气,宽容和开放,“农村帮”朴实、勤奋和谨慎,两派虽有些隔阂但并无矛盾,经常在一起切磋球技,“农村帮”略占上风。作为班长的我,游弋在各派和独行侠之间走哪吃那跟谁都能混。我竟然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学会了天下最难听的地佬话,而且还说得相当地道,也算是奇葩一件。

现在看来,来自下面乡镇和农村的同学之所以对县城同学有一种天然的“不亲近感”,大概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仇恨”教育心理。我很清晰地记得小学时候唱过一首歌的歌词:“生在湘江边,血泪伴童年,猪食当饭用,树叶当衣衫,狠心狗地主,把家给拆散,乌口湘江水,迎着秋风站,七岁的雷锋不低头,仇恨在心间。”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父辈们阶级斗争的哲学思想了。其实,那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大多是勤俭持家很久才能置下一些田产,租给那些赤贫的人去耕种,适当收一些谷米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就像现在拥有多套房产的严春明们,人家买房的钱也是辛苦得来,可你非得逼着他把房子拿出来,无偿提供给那些居无定所的城市农民工,天下也没这个道理啊!当时的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准,眼界和气量都不够宽广。

朱群林是我们班里最有性格的一个,他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随时都可以放响屁。有时候大家正专心致志地上着晚自修,教室静得出奇,他突然就嘣出一个大响来,把大家一下子都逗了个大乐。不过,他放的响屁一般都不臭,他自己一个人坐在教室后边的角落,我怀疑是不是好货刚一出来自己就独吞了。有一次,李才尖老师下课铃响过之后仍在滔滔不绝长篇大论,阿朱伯以一声巨响发出了强烈抗议,全班哄堂大笑,而李老师却充耳不闻。庞军校长曾有一次冲进教室揪住他的长发,勒令他必须在当天晚上几点几分几秒之前剪掉。

卜永福的老爸是税局的局长,局长的手下自然就会百般讨好局长的公子,见面总是“阿卜弟”、“阿卜弟”(注:“弟”字要念新民话的“锑”)地叫喊,叫声被黄洪波他们听到,于是在学校大家也就跟着这么“阿卜弟”、“阿卜弟”地喊了。阿卜弟的老家在龙潭大踫,跟我隔离村,有个妹妹91年考入上海交大,在上海的西南片区,距我们学校比较远,跟我只是偶有来往。阿卜弟一直待我不薄,刚调回南宁的工作的时候,常常指导我怎么去泡他们税校的学生妹。

卢晓军的父亲是博白的县委副书记(或者是副县长?当时对官衔实在没什么概念),以前曾在东平工作过,小时候常随手掰些桔子之类的给我吃,看着我长大。有一个星期天早上,卢伯伯悄悄来到博中,叫我陪他在校园里散步,聊些卢晓军的学习问题,看得出他也很头疼。卢头你当年真是太捣蛋了,一点也不理解老爸的苦心呀!可能要等到做了父亲之后,才会真正懂得可怜天下父母心罢?谢谢老卢,有次回博白还请我吃了餐美味无比的狗肉。

张兰的爸爸是大名鼎鼎的张九先县长(其实当时已升任县委书记),给她的外号自然而然就是“县长”了。张县长是当时我们眼里最大的官,但张兰在班上一点县长家公主的架子也没有,生活上跟别的女生没什么两样,学习上也相当勤奋。高中毕业时,张兰邀我和郑佬、大沈等一帮龙潭老乡同学去她家玩,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县大爷。九先县长非常和蔼,隔了老远就向我伸出了热情的右手,我一时不知所措,囧得一塌糊涂----这可是我第一次跟成年人握手啊,而且握的还是县长大人的手呢!回去那几天,我都没舍得洗手。

余治平是高二才从镇中转学进来。她爸爸是县里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不知为何竟然没动用实权把女儿从高一就强行安排进来。余治平虽然偶尔也会穿一些漂亮的衣服,但平常低调得出奇,同窗两年,我从来都没听她大声说过一句话,她也从来不会在同学面前表现过官家小姐的脾气。余治平有个叔叔叫余金樑,在上海某研究所工作,是中国导弹方面的顶尖专家。大学的时候余治平去过上海玩,还约过我,可惜那次我去外地实习了,没得见着,非常遗憾。

梁凯是著名的“花花公子”,留着长头发,经常穿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或者土土的绿军装,家里有的是钱,长得也帅,本来拼爹就已经足够了,可他偏偏还要来跟我们抢饭碗。由于生活没什么压力,学习上也就没什么动力,考好考差从来不当一回事。高二结束时,梁凯看到楼下866班的靓妹子多,于是就咚咚咚地跑去那里留级了。凯哥性格豪爽,很讲义气,对我一直不错,听说后来自己出去闯天下发大财做了大老板,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当年那些穷兄弟?

肥佬梁振柱天赋异禀,很有些歪才,看问题的眼光很刁很精,人缘也很好,卧谈会要是缺了他,一般也就开不成了。毕业后肥佬有一次鬼使神差拨错了沈东的电话,接电话的男子也叫大沈,而且还说的是家乡话,肥佬跟人家电话聊了三年之后直到见了沈东,才发现是个误会。肥佬的住宅曾遭火灾,他却庆幸存折没被烧掉。肥佬是炒股的短线高手,大家有兴趣可以跟他发点小财。

黄洪波的父亲在县委办公室当主任,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在计划经济时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波哥是县城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带头大哥,也是学校足球队、排球队的队长,身高体壮,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宝宝老师一开始钦点他做副班长,原本就是想“以暴制暴”,让他压一压那帮“火力四射”的兄弟。波波现在在南宁发展,常混迹于迪厅酒吧,据说只要是电脑里保存有的歌,他都会唱。

覃丹娜来自遥远的河池,父母都不在身边,跟我在130同班,后来也选读文科。她性格倔强,观念前卫,敢爱敢闯,闹早恋的事几乎全校皆知,在众目睽睽团团围观之下,她仍然彷若无人我行我素,甚至不惧跟林宝强老师当面怼对,丹娜同学身材曼妙,长相俏丽,只是皮肤有些偏黑,阿一哥给她起了个号外叫“古巴”。

庞革平是既是“官二代”,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官”,当时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因为平常要协助学校团委书记、校学生会主席抓全校学生团员的培养发展及学生管理工作,林老师、官锡强老师就让他不再管太多班里的事务,要保证有充足的时间抓学习,准备迎战高考。阿郑佬在抓好自己学习的同时,经常利用周日时间帮他补课,后来高考时,一向对数学这门功课怕三分的革平同志,竟然考得了从未有过的118分,差一点就满分!

张祖芬也来自130班,长相美丽端庄,据女同学说“身材的黄金比例非常好”。她平常来去如风,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做事、安静地看书学习,班里几乎没有一个男生听她说过一句话。她当小组长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她是说地佬话的,只会听一点点新民话,也算是一个相当聪明乖巧的女生。最近我才知道,张祖芬原来还是大沈的“梦姑”,大沈常常跟她去“梦游”。我很担心他们梦中说悄悄话的时候会不会是鸡同鸭讲。因为按常理,两个博白人凑在一块谈情说爱要是还用普通话,别说他们自己会尴尬,被我听到一定立即就全身起鸡皮疙瘩。不信你现在拿起电话,对儿时的初恋用家乡话说“我爱你”这三个字试试。

林建华是博中公认的才子,一直担任《博中青年》的总编,不少温婉可人的文艺女青年,常常主动找上门来跟他共同探讨舒婷北岛席慕容汪国真们的诗作特点,羡煞了一旁如听天书的我们。阿林二整天在红粉堆里混,可能是自感精力损耗太大,得有强健的体魄,于是每天都进行疯狂的体能训练。“搬砖”成了他的必修课,他的床底下放着好多砖块,一有空就搬出来练他的臂力。日久天长,竟然也被他练出了6块腹肌和两只鼓鼓的肱二头肌,他常在宿舍门口的水泥乒乓球桌摆擂台,无论是扳手腕还是俯卧撑,隔壁班没有一个男生能比得过他。听梁泽说,他当时想报考军校,只是身高不够,于是常常左右两脚各绑两块砖练习引体向上,据说还真拉长过一两厘米,不过很快就又缩回去了。

班里的同学人数虽然没有隔壁的多,但性格特点千奇百怪,写出来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昨天从班群里看到大家从各自箱底嗮出来的黑白照片、毕业纪念册留言以及上大学之后的来往书信,内心又一次受到了强烈震撼。当年我们共同的求学生涯中结下来的深厚情谊,早已超越了性别、超越了距离、超越了岁月。特别是阿一哥写给阿郑佬的那一张半页泛黄的纸片,我读着读着禁不住就两眼模糊老泪纵横了。也只有跟阿郑佬结下过铁一般“死党”交情的阿一哥,才写得出这么美仑美奂的文字,庞革平龙啸翔这些所谓的“笔杆子”们是根本无法写出来的。这一点可能有些女同学难以理解,其实男女有别,兄弟之间完全可以做到两肋插刀,而闺蜜之间,却常常要担心她有可能会偷偷去抢了你的老公。

文章写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又贴到了班群里。大沈看后认为还可以再多写一些个性特点明显的同学,我猛然灵光一闪:大沈你的特点还少啊?我不写你还写谁?可是仔细回忆,大沈虽是班上最有人脉的,但可写的其实也不多,除了下晚自修后躲在被窝里写他的思春日记,没听说他跟哪个女生有过“绯闻”。他应该算是“早熟晚成”的类型,印象中他的初恋还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南宁,他通过冯志明认识了一个叫“张川”的女孩,那女孩三天两头主动上门给他做饭,阿郑佬就吃过不少她做的猪脚焖黄豆。可是这个女孩虽然烧得一手好菜,但性格十分豪放,抽烟喝酒猜码赌钱无一不沾无一不精,跟咱们的大沈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就向大沈发出严厉警告:你要是胆敢跟这个小魔女上床,婚礼上我一定包了一坨狗屎送过去。

需要提醒的是,班里还有几个同学毕业至今几乎就失联了,但不管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不用顾虑他们是否贫穷、富有、顺遂、无奈,我们毕竟同学一场,有过一段无法割舍的同窗之谊,大家一起来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林英红、黎腾曦、林国文、周琰。

还有一个同班时间前后只有一个月的美女,叫陈媛,是高考前夕突然从理科853班转到过来的。高考前几个月,她初中时的美术老师突然找到她爸,说她画画很有天份,建议让她报考艺术院校,并在广艺帮联系了考前画画专业培训班,让她顺利通过了艺术类专业课考试,后来才知道艺术类院校考生的文化课是要考文科的,所以才转到咱班来。当年全博中只有她一个人去玉林参加艺术类专业统考。

另外,我们亲爱的詹德宝同学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对他的英年早逝致以深深的哀悼!

 

十、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多想回到从前,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想再参加一次周末大扫除,去学校勤工俭学工厂旁边那个小小的班级工具房,取出挂在腰间的钥匙打开简陋的木房门,从满屋的尘灰中找出簸箕、扫把、铁铲、塑料桶等等分发给大家,然后来到学校划定的那片区域,先洒水、后扫地,严格按要求清理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再去看看教学大楼一楼大堂的黑板,看看我们班的卫生工作被评了多少分,看看其他班级都有些什么最新的信息。

我也想再做一次班上按座位号轮值的“值日生”,从前一天晚上旁边同学那里接过轮流掌管的钥匙,早早就来打开门窗通风透气,然后在黑板右边的最侧面用粉笔写好当天的课程表,在课程表下面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当老师开始上课刚走进大门的一刹那,最先站起来并大喊口令“起立”,在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又再重复喊一次。我保证喊的时候语气一定严肃认真,如果还可以,我想在口令的后面再加上“老师好”、“老师再见”。

我还想说服班主任王贞瑛老师,请他一定要同意让朱群林同学继续“承包”我们宿舍的卫生工作。尽管每天早上轮流负责打扫寝室的同学不用再去外面的操场参加早操,但阿朱伯是每天早上都是要骑车回家吃早餐的,一去一来总得消耗体力,也就相当于做过早操运动了。当然,我会不时抽查他的卫生工作质量,一旦发现并排摆放在窗台上的口盅里的牙刷方向不一致,我会立即取消他的“承包”资格。

我必须向黄洪波、蒋维、卜永福、卢晓军、梁凯你们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你们几个不来上自修,我在县城一个一个找过去,终于在县食品公司宿舍那里发现了你们,黄洪波你正在腌制一大脸盆的排骨,两手沾满了黑黄色的酱油,其他人的手里都端着大碗小碗,碗里全是还没煮熟的牛肉、鸡肉、海鲜等等,我当时真的不是想要大骂你们死食懒惰,而是耿耿于你们偷偷去搞了那么多好吃的,竟然不来叫我!

我只想用略带些抱怨的语气,对我那个苦命的已经在2005年3月2日晚上7:50逝世了的父亲说,您每次用保温饭盒给我送鸡鸭鱼肉时,一定要静悄悄地来,或者就只送到宿舍楼下,喊我下去取就得了,千万别再一步一喘地爬上来啦,寝室里那班饿狠了的狼友们正在琢磨着要找我茬呢。或者您干脆去派出所改个名字,别叫“龙元球”了,您长得又矮又胖,很容易就让那几个想象力超常的卵仔跟“圆球”挂上钩来,你得像其他同学的家长一样,叫“郑年盛”、“冯道德”、“沈维思”、“庞国伟”、“余金权”、“卢祥明”......

我真想鼓起勇气走进庞军校长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不愿意每天做早操时都站到全班队伍的前面去,因为我的身后先站的是女生,女生队里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她正眼瞪瞪地瞧着我呢,你让我的手往哪儿伸、脚往哪儿踢?我刚刚抹口水整理好的头发被风吹乱了没有?衣服后背沾没沾有脏污?弯腰的时候要是裤裆突然崩裂了可怎么办哪!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在她面前出洋相吗?求求您了,庞校长,您以前也年轻过,必定也有过年轻时候一些花花绿绿的故事,您就高抬贵手给年轻的我网开一面吧!

我也想对两年邻桌的某某同学说,你在我毕业纪念册上用心写下的长长留言,我一下子就读懂了,只是我不能跟你说我究竟懂了些什么,我只能如你所写的“当亲兄弟看待”,永远把“正在寻求明天归宿”的你看作是我最亲的好妹妹。我还要告诉亲爱的某某某同学,大学时候每次给你寄信和明信片,你总是回给我厚厚的一大叠。我知道十分内敛的你本意只是“涌泉相报”,而且字里行间也全是满满的同学之情,但捧着沉甸甸回赠,我还是一个不小心就读出了它的歧义。30年前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想呵护纯真善良的你,30年后的我却以自己莽撞粗鄙深深地伤害了你。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我真诚的道歉,但我还是想对你说:真的是无心之过,是我太自作多情,太自以为是了。

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翻看以前留下来的那些旧照片、旧资料,也留意群里其他同学发上来的信息特别是一些珍贵的史料。开始的时候,我是一边工作一边随意地敲键盘,只想记录一些以前的点点滴滴,仅仅当作是一种无聊的消遣。但敲着敲着,我慢慢就陷了进去,后来就再也无法自拔了。

常常是午夜梦回,彻夜难眠。这些天,我写了很多,也想了更多,可是,我已经永远回不去了,光阴早已把我的年少轻狂和懵懂无知永远牢牢地钉死在博中那片150亩的土地上,我只能用日渐苍老的手指,抚去岁月的尘埃,轻轻叩响心灵深处的那扇窗棂。   

世事变幻,人生如梦。30年前那个夏日,我扛着装了被毛蚊帐的木头箱子从博中门口走出,走过玉林,走过南宁,走过上海,走过广东,走过香港,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坎坷和无奈。一路走来,许许多多老师和同学以不同的方式,不断给我鞭策、勉励和鼓舞,使我平添了信心、勇气和力量,感谢您们!背负着太多的希翼、责任和使命,我的步履虽然一直都很蹒跚,但从来不敢停滞。如今,人至中年,碌碌半生,依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无论家国大业,均无尺寸建树,实在愧对恩师,愧对母校啊!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青春无敌的你我,今天已早生华发。感谢手机,感谢微信,感谢信息时代的高科技革命,让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又陆陆续续聚拢过来,停下匆匆的脚步,放下忙乱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一起静静地守望……

 

十一、别人家的芳华与自己家的芳华

 

给别人取外号或者互相间称呼外号,是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娱乐方式,既自娱也娱人,不过有时也会损人、伤人。班里不管男女,基本上都有一个对应的外号。那些外号五花八门,或庄或谐,或俗或雅,或正或邪,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只有叫得响和叫不响的,没有“有没有”这种说法的。

沈东在家里排行第七,长得又高,于是他的外号便是“高佬七”。只是他的姓与“婶”同音,人也非常好相处,当生活委员管的又是婆婆妈妈之类的琐事,大家便一致叫他“大婶”,大婶叫腻之后又叫“大娘”,沈东也从来没有介意过。叶圣恺的名字与“叶圣陶”只有一字之差,便被冠以“作家”称号(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教育家”),他自己也乐得全盘接纳。还有冯剑功的“老公”,对应了卜永福的“老婆”,其他如“阿朱五”、“两吨半”、“插基”、“根号二”、“李摆”、“地雷”、“肉志”、“马里”、“肉包”、“革皮”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除了叫我“班长”,还都叫我“阿镜”,我对这个外号的来历其实也不甚了了。追本溯源,记得是有一天王贞瑛老师在班会课上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博白街上有一个污头垢面的傻子,不管谁来问他什么,都只会说两个字“阿镜”(“镜”字要用地佬话来发音,念gen)。当天晚上阿郑佬他们宿舍卧谈会闹的动静实在太大,庞军校长又刚刚严厉批评过没多久,我只得过去大声喝止。阿郑佬正在兴头上,但身为班干的他又不便对我直接发作,就钻进被窝里学着王老师的地佬话口音怪叫一声“阿镜!”,慢慢地不知为何这个外号就套到我头顶上来了。

我对“阿镜”这个外号也没什么特别的排斥感,觉得无所谓,谁爱叫不叫。有一次在防城港的金滩,阿郑佬遇到多年没见过的我,大老远就大声叫喊“阿镜”,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好一阵子方才想起这个确实曾经是我的大号,当时就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和感。

也许是冥冥中真有天意,我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者,人生观至真至纯至爱,头脑十分简单,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有时真的很白痴,跟博白街上那个“阿镜”没什么两样。我读过《射雕英雄传》跟着也便学会了“左右互搏”,两只手一般好使,打乒乓球的时候左右开弓两块球拍一齐上,趁人家还没反应过来立马就将其置于死地……呵呵,其实我还有不少很奇葩的本领呢,比如:我刚到复旦没多久就学会了油腻腻的上海话;我英语四六级都没考,口语却无师自通跟说普通话一样,单位平常的外事接待及出国考察从来无须另找翻译;为了读懂原版的《圣经》,我竟傻里吧几跟一个老学究学了半年多的希伯来文,还专门跑去耶路撒冷朝圣,甚至还曾打算研究《古兰经》;上次跟大家在南宁青秀山聚会时,我就准确无误地唱一遍《博中校歌》,而这首歌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在刚考进博中参加新生训练时,拿着小凳子去博中食堂排队学唱过一轮。

那个“阿镜”是个傻子,而我做的很多事确实也只有傻子才会做得出来。比如,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就召集大家回博中教学大楼五楼的会议室聚会,当时只是想让大家回母校热热闹闹互相欢庆一下,没想到却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当年没考上,正在博中补习班复习呢,大家这么大张旗鼓地闹腾,而且还选择在博中,这不是在他们刚刚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啊?在情在理都十分不该啊!好在朱东华他们几个都很宽容,不去计较,陈忱、庞里夫妻俩后来跟全班同学相处一直都很融洽。但我仍然欠你们一个道歉,我现在要郑重地向你们道一声:我做错了,真对不起!

我来自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亲曾在一个人员臃肿关系错综复杂的小衙门里谋得过一份苦差,为了保住饭碗整天低声下气战战兢兢恨不得见人就磕头,后来终于还是被“分流”到了一个刚开张就倒闭的乡镇企业去守大门。母亲当过一段时间小学民办教师,我多次看见她煮饭的时候本来已往锅里倒了一碗米,想想又抓一把放回去,并常常拿扫把驱赶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只因它光吃东西不下蛋,却又舍不得杀了吃。家里兄弟多,生活压力大,我对童年留下的深刻记忆就是个“饿”字,感觉好像从来没得吃饱过。大一暑假和龙潭几个同学去邹海莲家玩,她父母亲把我们奉若上宾,将家里仅有的一只还在下蛋的鸭子宰了,做了一道“菠萝炒鸭”给我们吃。那可是占了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多少多少分之一的财产啊,我至今仍对那一大碗味道有些怪异的鸭肉记忆犹新。

1985年8月初,我终于眼巴巴地盼来了博中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在为我准备行囊的时候,第一次把我当成了“大人”,絮絮叨叨地跟我说了很多家里的“情况”:龙潭老家那里有3间旧屋子,收拾一下还能住,只是屋顶上那些房梁已经支撑了很多年月,得换新的了;瓦片也被台风吹落了不少,下雨天会到处漏水,不修好没法住下去;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总共得了差不多6亩,因为当时抢不过人家,全都是瘦瘦被挑剩下来的,现在让你伯父一家帮着耕种,一年也收不了几斤谷米;伯父家那头水牛也老了,拉着拉着犁耙就要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你这么单薄的身子骨,将来怎么干得了那么重的活?干不了农活你能攒得下什么“家底”?没有“家底”你拿什么去娶老婆养孩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只有将来考上了大学了,有了“米簿”能吃“国家粮”了,才是你最好的出路啊……

那年的8月26日,清晨,父亲硬塞给一个工厂货车司机两包香烟,求他顺路把我送往县城。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坐在解放牌大货车的后厢里,我摇摇晃晃一路呕吐,昏昏沉沉的连同行李一起被扔到了博中门前的马路边。我抬头望见门柱上用弧形的铁架撑起来的“博白县中学”五个白底红心的大字,心中好一阵激动。我右手扛着舅舅帮做的木头箱子,左手提着锑桶席子蚊帐等等,吃力地走进大门口,穿过一段不长的两旁种着芒果树的林荫道,来到教学大楼一楼大厅。迎接我的是一个笑吟吟的中年老师(后来才得知他是王辑规副校长),热心地帮我放下行李,引导我办理各项入学手续。我记得,入学时所有的学杂费加起来总共是23元,班主任宾业福老师先帮我们每人代购了能用一个星期的饭菜票。

博中是我引以为荣的品牌。之前我就读的初中是东平镇最好的初中,我那个班一共58人,只有5人上了“重点线”,其中一个考入县师范学校,包括我在内的另外4人全部考入博中,竞争相当激烈。当年考不上的同学只能有三个选择:一是复读,二是回家务农(当时没有打工一说),三是上本地普通高中。而如果选择走最后一条路,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此生与大学无缘。因为当时高考录取率很低,一般的普通高中连续几年没有一个人能考上线也是稀松平常的事。而博中却不一样,它是县里唯一的重点高中,升学率很高,能考得进去就相当于一条腿已经跨入了大学的门槛,把我那些在东平高中就读的初中同学羡慕到嫉妒去。

博中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遥想当年,老师们虽然普遍学历都不高,但教学水平却相当不低,尤其是责任心超强.荣誉感特重,对学生亦师亦父、恩重如山,几乎倾尽了全部的精力和热忱。他们家里一般都不是很宽裕,却恨不得掏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让学生们去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贴心关怀,那些从眼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意,是无法掩饰和伪装得了的。我吃过林宝强老师他哥哥亲手做的饭菜,也尝过朱惠良老师他爱人自己裹的粽子,还在王贞瑛老师屋里喝过他收藏的糯米甜酒......有一次,邓春兰咳嗽很久没好,唐梅芳老师就煮了雪梨猪肺汤端来给她喝,她两行热泪当即流了下来。如今,王贞瑛老师、李才尖老师他们已渐行渐远了,每每念及当年的恩情,心中无比嗟叹,无比惆怅。

博中是改变我命运的地方。那时,只要高考上线并被正式录取,不管考得的是本科、专科还是中专,毕业后国家都负责统一分配安排工作,俗称“统分”、“铁饭碗”,具有非常强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对来自农村的很多孩子来说,考大学是改变自己甚至是整个家庭命运的唯一途经。我这个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当年如果不是进入博中,我就不可能考得上大学;如果没有博中的三年,说不定我现在就会站在干渴贫瘠的田间地头唉声叹气,会从垃圾堆里拼命刨食,甚至还会凶神恶煞般拿着菜刀找上村支书的家门,只因他百般阻挠不肯给我办低保……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龙潭老家,跟随父母四处漂泊,对“故乡”的概念很是模糊。我在心智成长的重要阶段来到博中,在这里度过人生最重要的一千多天,自然而然就把博中当成了亲爱的故乡,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虽然博中一直都让我魂牵梦萦,但我心理上却非常拒斥回博中,实际上也已经好多年没回去了,因为我内心深处早已把博中当作一座无比圣洁的殿堂,我害怕见到的一些现实情景会破坏心目中的美好映像。

有一次,我挡不住内心的强烈思念,还是回到了博中。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我撑着雨伞在校园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发现到处都已经是物非人非,很难寻觅到当年那些熟悉的旧建筑和旧物件了。整个校园几乎就只剩下大门口那几根忧伤的柱子,如同几个正被后娘赶出家门的弃儿,并排伫立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发出无奈的叹息和痛楚的呻吟。我忍不住走上前去,用手轻轻摩挲着柱子上那斑斑驳驳的累累伤痕,不知不觉就泪水涔涔。老校友王力教授题名的教学大楼还在,就像儿时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提着灯盏站在柴门边上引颈遥望迎我晚归的爷爷,老远就能看到他那熟悉而饱经沧桑的面容。教室里坐着一排排青涩的少男少女,或伏案挥笔,或挺腰看书,或托腮思考,一张张填满胶原蛋白的脸上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我很想走进他们中间,看看他们做的什么题、读的什么书,问问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心事。我想提醒那个胖乎乎的懵懂女孩,你占着我的座位了,在你出生之前,它曾经属于过我。听说现在老教学楼也被拆了,博中能留下来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稀少了,古老的博中连同我们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终将一去不复返了。

    刚写好本文开篇部分,我就发上班群征求大家的意见,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没想到几天来班群就像炸开了的锅,涌出了无数条新信息提示,一些平常很少冒头的同学,也贴出了自己发自肺腑的感言,很多同学都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消逝已久的映像。有的同学还说读我文字的时候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最近正值电影《芳华》热播,我觉得与其去鉴赏别人的芳华,不如大家一起联手寻找自己真实的芳华。

致敬敬爱的博中!致敬亲爱的老师!致敬我们855班共同的青春芳华!博中永远是我们的人生圣殿!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

 

十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如隔壁

 

那时候,阿郑佬课间一个挪椅子幅度稍大的动作,都能立即牵动身后原本坐怀不乱的余治平的神经,而余治平一袭长长的瀑布似的秀发,也常常拂乱了后一排座位上的易建中的思绪。青春美少女穿着高跟鞋踩在教室水泥地板上发出“噔噔噔噔”的声音,又总是踩在隔了好几排座位的沈东的心坎上。

易建中是全班的“暖男”,人长得非常帅气,性格脾气又好,学习成绩也很棒,如果不是“一考定终生”,他一定不可能止步于桂林,也不可能跟隔壁的莫东明进入同一所大学共编同一段故事。下笔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心里很没底,觉得855的旧事要是缺了老易,必定会逊色不少,但是要写老易,必定又无可避免地牵涉到隔壁的那位,而“莫老爷”也是当时卧谈会上大家所津津乐道的题材,这个度就不容易把握了。思虑再三我只好给老易发去短信征求他自己的意见。

老易很快就给了我回复,他的原话是:“不会介意的,曾经的过往,不管是苦是甜,是伤心还是高兴,回过头看,都是一种美好回忆。昨天我还在感叹,高中三年好像一片空白,连外号都没一个,对你们来说是芳华,于我却是荒华呢,放心写吧,只要不过于夸张,不损人格就没事”。老易真是咱们自己的老易啊,见识和胸襟永远都是高我一畴。不久前在一个饭局上偶遇了生意做得很大的女老板陈媛,她说当年在855班呆过的那一个月,留给她的记忆已经非常少,这么多年过去了,就只牢牢记得有个帅帅的叫“易建中”的男生。听说老易后来生了一对龙凤胎宝宝,真为你高兴!你们家的遗传基因真是太强了,你自己就已经有了个龙凤胎的妹妹叫“易建新”,在南宁发展得相当不错,祝你们全家一直这么幸福美满下去,直到永远!

我们班跟隔壁的纠葛一直从来没断过,庞革平和陈雪松的故事这里省略2万字,就按下不表了,否则咱们总爱较真的高级记者“革皮”同志,又要急哄哄地打电话过来兴师问罪了。还有前文提到过的那个“多情兄”严春明同志,当时就睡在我下铺,多次深更半夜时说梦话把我吵醒,嘴里老在喃喃地叫着隔壁班一个叫“张虹”的女生名字。张虹后来改名叫“张白薇”,也是俺们老家龙潭的妹子,话说老严你怎么老喜欢来我的碗里抢食啊?本章节刚贴出去没多久,老严就大声喊冤,说我胡乱杜撰,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生,但同宿舍的狼友们任谁都可以站出来作证:名字可能会有出入,臭事却无法抵赖。隔壁那么多女生,我可没你的本事全都记得住啊,张虹的冠戴到李虹的头上也是常有的事啊,关键还是那个“冠”真实存在过啊。班上还有另外几个满肚子“坏水”的老色鬼,总爱往走廊路过的隔壁那些女生身上瞟来瞟去。也难怪,在我们无比龌龊的眼神里同样是色迷迷的阿玄老师,谁叫他当初把那些报读文科的漂亮女生都选去他们班了呢!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花花绿绿的故事里,男主角总出在我们班,女的都在隔壁班。而隔壁的狼友其实也不少,据说梁桂东就曾在某个场合,跟黄洪波他们絮絮提到过我们班某某女生性感漂亮。但他们也只是私底里偷偷意淫一下而已,不像咱班的那些无赖们真刀真枪直接就敢干上去了。大概是由于兄弟们看不惯隔壁那么多靓女,而她们身边的男人却一个个像太监那样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觉得实在不应该浪费宝贵资源,于是就纷纷上阵助之以一脚之力。但话又说回来,也幸亏当初隔壁没有哪一个吃过豹子胆的,敢把他的臭脚伸过来撩我们的女神,否则急红了眼的阿郑佬阿一哥们,必定会浩浩荡荡杀奔过去,拿石头砖块砸了他们家的玻璃。多年后,依然还是光棍一条的阿郑佬做了件让咱班男生叫骂了很久的“蠢事”:他竟然自己跑去北海给余治平和854的庞强牵线搭桥,肥水一不小心就流进了隔壁家的瘦田。不过这又算是另外一码事了,性质完全不一样,这是咱们自己主动的“家里嫁女”,854虽然也是隔壁,但人家是理科班,没有856这个隔壁那么“碍眼”。当然,隔壁的庞宇军终于还是绕过我们班把他的脚伸到854去,撩走了人家理科班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神之一,但这是别人家的事,与咱们无关。

我们班的男生不但受到隔壁女生的青睐,连老师也不例外。我去向班主任王贞瑛老师汇报工作时,曾多次在他房间里碰到隔壁一个叫“李琳”的漂亮女生,我宁可相信她只是向“单身”的老愤青请教学习上的问题。据说这位李琳同学跟大沈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大学毕业后王冰梅曾有一次在南宁参加培训,因为在博白工作时同为“舍友”,李琳就拉了她去找大沈玩,王冰梅才发觉自己无意中当了人家的“灯泡”。有一段时间,大沈凡是见到以前的老同学,必先解释说他跟李琳只是“朋友关系”,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隔壁还有个叫“黄燕清”的漂亮女学霸,当年跟我考入同一所大学,并在同系同专业同班,而那一年复旦在广西仅招8人,哲学专业只有2个,毕业之后我跟她竟然又在同一单位同一部门上班,够神奇够有缘分了吧?可是大学4年,再加上工作的3年,连同高中的3年,算在一起整整10年,我愣是跟黄燕清擦不出一星半点冬天里爱的火花,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黄燕清现在在深圳那边做高级猎头,她老公是个既有才气又有财气更有帅气的理工科宅男,还是我帮他们俩牵的线。我跟黄燕清之间的关系可以形容为“比朋友近一点,离情人远一点”,我可以当着她老公的面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走路逛街,而三个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黄燕清有个闺蜜叫“王瑾”,也是隔壁的靓妹,因为我跟黄燕清好,顺带也跟王瑾很能聊得来,大学期间经常有来往,我曾跟她在博白镇中合作办过一个当时还很罕见的中小学生夏令营。王瑾现在是博中的骨干老师,还是令人敬重的校长夫人,如果不慎看到此文,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呀,您就当我口无遮拦胡说八道好了,我自己先掌嘴掌嘴,啪啪啪啪~~~

 

十三、护犊的老牛以及愤怒的小鸟

 

如今远离家乡,每天每天四处辗转忙忙碌碌,为一日三餐奔波,为五斗米折腰。而我梦中,常出现那个静谧的校园,那低矮的砖瓦房、瓦房背后那条潺潺流过的无名小河,以及河边垂立的芭蕉树。当然我更多地梦见的,还是昔日哺育我走上成长道路的恩师们。文章贴出来之后,不少同学提出了“抗议”,认为我所描绘的老师形象过于单薄,内容和叙述方式都比较草率,情感上难以接受。于是我又勒住缰绳,让记忆的马车在前面转弯处掉了个头,沿途回去寻找那些不慎遗失了的旧物件。

怀念最多的依然是两位班主任林宝强老师和王贞瑛老师,虽然年龄上隔着一代,但巧合的是,他们都是“愤青”:少的“愤”得慷慨激昂但理性从容,老的张口就喷愤世绝俗。两位老师都很有人格魅力,给大家带来很多窗外的故事,分享了很多社会新闻和信息,也经常谈及他们对时事的看法和人生哲学,用现在通用的语言来说,他们启发了大家的心智模式,教育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如果把王老师比作“严父”,那么林老师就是“长兄”,他们两人都有强烈的“护犊”情怀,在生活上对我们始终都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和爱护。

高二上学期段考后的一天晚上,林老师把我召到了办公室,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詹宗捷的父亲因车祸过世了”。他说他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还没敢通知詹宗捷本人,詹父是这个贫困家庭的顶梁柱,现在天塌下来了,还能拿什么来顶啊?林老师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帕擦了擦,问我怎么办。我一时语塞,无以应对,只得嗫嗫地建议是不是可以在班上搞个募捐活动。林老师思索良久,最后下决心说,班里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家庭也都很困难,要发动大家捐款,他张不了这个口。他说他自己有工资,现在又是单身,压力不是很大,还是由他来想办法吧。后来,林老师自己一个人多方奔走,找了肇事司机的工作单位反映学生家庭情况,与公安部门的办案人员反复周旋,尽可能争取多一些赔偿。一些同学得悉后也偷偷捐款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慰问,庞革平把发表文章所得的稿费及段考奖金共30元奖全部金捐了出来,詹宗捷在一次晚自修课上走上讲台向大家鞠躬致谢。

林老师是个理想主义者,书生意气与家国情怀集于一身,一方面自己努力设法改变命运谋求更好的发展前途,另一方面又把某些连他自己也感觉是遥不可及的人生抱负寄托在学生身上,希望学生能够作为自己的“替身”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殷切之情溢于言表。林老师既善打“鸡血”又会灌“鸡汤”,他常常在班会课上选读部分已考上名牌大学的师兄师姐的来信,还请了一些早年毕业的学长来男生宿舍跟大家交流,用身边的榜样激发大家的斗志。楼上高我们一届的846班有个叫“薛游”的男生,由于犯了严重错误被学校记过处分,觉得四处都是白眼。林老师却“慧眼识真金”,认定薛游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像兄长一样陪着他在校园散步,对他谆谆教导,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后来,薛游以高分考入人大新闻系,毕业之后对林老师当年的知遇之恩一直念念不忘。

林老师其实算是我们的同龄人,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他没有带过毕业班,经验稍显欠缺,而班里爱情火花四溅,丘比特之箭胡飞乱射,宝宝老师自己也还在谈恋爱,有点镇不住。林老师自视甚高,一身傲骨,也不屑于跟隔壁的阿玄“斗法”。而王老师跟我们的关系有点类似母鸡带小鸡,一遇到什么异样情况立即就发出预警,召唤我们躲到他强壮的羽翼之下,大家从来不用担心会受欺负。

王老师“严父”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副“慈母”般的心肠。他习惯用“番薯”一词戏称一些可爱的或者不懂自爱的同学,人前人后也常说“我班的番薯”,但语气里总是饱含深情,就像古时候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一样。大家现在回忆起来,都感觉对王老师有一种父爱般的深情、凝重和依恋。

当时,女生宿舍是一个神秘封闭的禁区,据说就连公的老鼠也不让进去。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黄昏,王老师在女生宿舍区门口转悠,见到852班有三个女生进去,就拦住了她们说:你们去看看我那个番薯班还有哪条大番薯在里面,叫她们到我这里来取蚊香,要不宿舍没法住。高考前一个月,王老师去联系教工食堂师傅为我们班的同学加菜,熊剑红这些女生现在回想起来,对当年那一碗碗丝瓜瘦肉汤、一份份鸡肉鸭肉猪肉鱼肉依然垂涎三尺。高考成绩出来后,王冰梅去王老师家查分数,王老师不在,但他在房门上贴了一张全班同学的成绩表。王冰梅一眼就看到成绩表边上王老师在她的名字前面用铅笔轻轻标注了一个“冰”字,顿觉一阵温馨。

王老师是个“老博中”,生活中确实也把博中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时时刻刻处处袒护呵护着博中的一草一木。有一次,隔壁的师范学校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及通知,就悍然推倒博中的围墙修建他们自家的教学楼并企图蚕食过来,王老师义愤填膺,立即联合了其他老师在围墙边贴出“护我博中,还我校园------博中教工”几个巨幅大字,并与校领导一起找上门去,严正交涉。

1989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学潮”事件,刚入大学不久的我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在一个热血沸腾的下午,我收到了王老师寄来的一封长长的书信,他用近乎求恳的语气,让我不要去参加绝食,并希望能为我分担什么,字里行间叮咛殷殷、嘱托切切,充满了慈父般的爱怜。而我当时写好了的“遗书”,也只是寄给了王老师,而没寄回家里。之后没多久,我一路向南,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潜入博中,敲开王老师的家门。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王老师呆了不足2秒,就一把将我拽了进去,随即将门反锁,怔怔地盯着我好久说不出话来。我把背包里的传单、图片等取了出来,问他应该怎么办。王老师脸色阴沉但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全部留在我这里,你只管大胆走出去,别的事我来承担!那一股泰山石敢挡的英雄气概,至今想来仍是十分凛然。可惜言犹在耳,恩师却驾鹤西去,心中着实嗟叹不已。

林老师、王老师的人格魅力深刻影响了无数博中学子,我们有幸在他们身边呆过一段时间,获益良多,受用终生。班里无论男生女生,或多或少都继承了他们的某种基因,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表现了不惧强权、不畏时艰的勇气、骨气和胆气。

我原本以为班上的女生大多是文弱之辈,最近才发现其实855巾帼一点也不让须眉。写到隔壁阿玄的时候,我才想起了一件事:在一个凉风习习的晚上,大家都在安静地自修,走廊边贴了报纸的玻璃窗虚掩着,阿玄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打开窗子就朝教室伸脖缩脑的想探望什么,那猥琐的神情一看就令人十分生厌。坐在窗边的朱玲当即毫不客气“嘭”的一声,迅速把窗子关上。碰了一鼻子灰的阿玄,只好一声不吭灰溜溜地去了他的隔壁。

女生宿舍区与师范学校仅有一墙之隔,最后那个学期,该校开通了校内广播站,每天中午都要播放他们自己的消息。由于作息时间不一致,这边都已经进入午休了他们还在喋喋不停地叫嚷,实在让人心烦。但心烦归心烦,却谁也没想过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852那几个平常相当“彪悍”的女生,也只知道捂住自己的耳朵或者躲进被窝里图清静。这时候,我们班的女将王冰梅挺身而出,给师范学校的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但语气坚定的抗议书。之后不久就到了生死攸关的预考、高考,隔壁那个该死的广播台才终于变哑了。

班上有两个看似弱不禁风的龙潭小老乡,一个是李鸣镝,平常走在路上一只突然蹿出的老鼠都可能当即把她吓瘫,但每次大考之前,我却见她总是习惯性地握紧拳头,咬牙切齿恶狠狠地给自己打气,脸色铁青恐怖;另一个是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李早,原名叫李翾,宝宝老师怕别的老师不懂念,特地在点名册上注明xuan。王老师说李早“风吹都倒”,偏科十分严重,数学常常垫底,英语却出奇地好,曾把号称“英语博白第一”的阿郑佬甩到后面,最后她竟以异常顽强的高考总分摇摇摆摆地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还有个长着一张娃娃脸永远不见老的“天山童姥”庞坚,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博中老师的女儿,她有一次旁若无人昂首阔步地从阿玄的身边走过,竟然眼角都不斜一下。我曾问过阿玄你一天到晚总爱到我们班里瞄来瞄去究竟想找些什么,他说平常觉得有一些学生对他不够尊敬,他要看看是哪几个。

平时说话如蚂蚁般小声的女生李萍、庞里、朱小凤、李春燕、袁璐几个,当时打死我也难以想象她们会去选择“老师”这个职业,数年后竟也可以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像王老师那样数落面前的一大堆“番薯”和“芋头”。当然,如果中间有“一条大番薯”也跟阿朱伯那样突然放出一个响雷,我仍无法想象她们该如何面对。

 

十四、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

 

“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这首《光阴的故事》歌词,好像就是专门为我跟她两个人而写的。每次听到,心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难以言状的爱与哀愁。

我跟她初次见面是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高二开学那天,上午学校公布文理科分班名单,下午就开始调整教室。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把自己的课桌艰难地挪往原来133班那里去,在楼梯正对面阅览室门口转角处,我猛然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的女生,怯生生地站在一旁躲避来来去去忙着搬东西的同学们。我心里嘭的一下像是突然被强电流击中一样:世间竟有如此清丽脱俗的女孩!居然从来没让我遇见过!在博中这一年真是白活了!当时她就站在距我只有不到3米远地方,在偏西的强烈日光照耀下,显得无比端庄秀美。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她了。

令我欣喜若狂的是,她竟然也报读文科,而且还跟我分在同一个班!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向列祖列宗如来佛耶稣真主安拉齐天大圣孙悟空沙和尚各路大神顶礼膜拜,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终于得知了她的姓名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义愤填膺:她应该叫“黛玉”、“探春”、“可卿”之类的啊,怎么可以是那么土的一个名字!我当即就想去找未来的岳父大人丈母娘理论一番:你们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应付自己的女儿啊,得先去翻书查字典甚至去求神拜佛,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真的跟她一千个一万个不般配!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她的座位竟然就被安排在我旁边,左手第二列第3个,跟我的直线距离不足0.7米,中间只隔了一条窄窄的走道,我几乎可以听见她的心跳声,当即就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满脑浆糊。分班之后的第一天我是在云里雾里度过的,老师讲过什么班里发生过什么,一点记忆也没有。

林老师钦点我当上了班长,起先觉得意外跟着就是狂喜:我一定要在她面前好好表现一番,我要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只有我才有资格成为她无可争议的另一半!之后的一系列“动作”,前文已做过具体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跟她的第一次“交往”:那是一次很平常的历史科测试,前后只有半个小时,考完后林老师让大家按相邻的座位号互相交换卷子打分,我正好跟她对换。当时考了什么内容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却牢牢地记住她给我打了92分!可能是之前的写字习惯或者是不经意间,那个阿拉伯数字“9”她是反着写的,把左上面的那个圈写在了右边。我盯着“92”这个数字及垫在下面一长一短两道杠杠愣愣发呆,对她在卷面上划下的那些勾勾叉叉感觉无比亲切。我用纸笔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学她那个反写的“9”字,想跟她产生“共同语言”。我认定这张试卷就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贴身收藏了好多天。

“爱情”的力量真是太伟大了,我在130班的时候表现平平,到了855却一下子就改头换面突飞猛进,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因为受到了她的“鼓励”。她在班上的成绩很好,女生当中没有谁能比得过。我成天念兹在兹的,就是考试名次必须永远排在她的前头,并尽可能多拉开一些距离,否则她一定不会在意我,我自己也没脸皮没本事去追求她。在这种强大的“爱的动力”驱使下,我迸发出巨大的学习潜能,文科班两年始终顽强地坚持在她前面领跑,任何时候都不敢有所懈怠。有时实在累得困得只想趴在课桌上睡一会儿,抬头看到不远处她的背影,立刻就来了精神。

可能现在大家都终于明白一个“秘密”了,就是当初班上无论男生女生,对隔壁的阿玄均无好感,唯独只有我跟他很聊得来,并常常在背后主动去维护他的“形象”。因为我得感激他呀,我要千恩万谢他当初没把我的女神掳到他的班上去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该到说“再见”的时候了。1988年7月,那是一个十分闷热的夏天,855终于还是曲终人散。记得“散学酒”就安排在外操场边上一个很普通的酒店,大家喝着喝着就喝不下去了,后来互相搀扶着回到宿舍,或闷头就睡,或引吭高歌,或大声叫骂,以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式发泄临别时的不舍和无奈。

估分填志愿的时候,我有一种末日降临般的危机感,害怕暗恋两年的女神一旦离开我的视线,立刻就随风远飘,从此天各一方长路遥遥。我躲在宿舍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还是想出了一条“计策”:无论如何得先跟她报考同一座城市甚至是同一所大学。于是,我匆匆跑去白州电影院买来两张电影票,想约她晚上出来问问看打算填报哪一所学校。可是,我在她的座位旁边来来去去走了几轮,就是不敢把手里那张捏出了汗水的淡蓝色电影票放到她的桌面上,更不敢出声邀请。

刚踏进大学校门,我第一时间就想把很久以来的心事完完整整地告诉她,毕竟在信中不会觉得那么拘谨。可是我总害怕会被拒接,害怕被拒绝之后连同学也做不成了,那是最煎熬的第一个学期。寒假聚会时,大家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我嗫嗫地不敢自己独自一个人走过去问她别来无恙。后来一帮同学前呼后拥地到了她家,但谁也没注意过坐在木头沙发上面红耳赤手足无措的我。第二学期一开学,我觉得再这么折磨下去一准会疯掉,于是在又一个难眠之夜,我起身给她写了一封简短但措词十分坚决的求爱信,次日一早投入邮筒的刹那,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无比愉悦的快感。

被拒绝是必然的,只是拒绝的理由让我几近崩溃:我有男朋友了!捧着她的来信,我欲哭无泪,只觉得茫茫天地间已没我栖身之处,心中空空荡荡的了无牵挂,那种感觉就像老农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种了一季的大白菜,突然有一天让猪给拱了......现在回头再看,当时的我真是又傻又天真,高中同班两年,我从没在她面前流露过任何爱慕之情,哪怕是一丁点神色,我跟班上任何一个女同学都可以很坦然地沟通交流,唯独跟她一说话就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在给她寄去求爱信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没对她进行任何心理铺垫,信里全是十分蛮横霸道的口吻,没有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试想,一个年轻女子正在树荫下安静地看着书,一只大白猴突然攀下来抓起她的手就说要带她去树上摘桃子,还不当即把她吓得花容失色,她不远远躲了你才怪!

岁月真的很神奇,30年之后的今天,我竟也可以很坦然地约刘小红同学在任何一个场合见面,跟她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或奶茶,聊聊当年的那些旧事,从始至终一直心平如镜,就像聊别人的爱情故事一样,偶尔还会开怀大笑。刚开始写作本文时,我还有些顾虑会不会让她有什么不自在,每写好一段都先发给她看,让她当“第一读者”。后来觉得实在没这个必要,她看得比我还要开。只是有一件事让有些费解,她说她把我当年寄给她的所有书信全都保留着,包得好好的装在一个盒子里。她说她也不知道留着有什么用,只是留着,舍不得丢。

写到这里的时候,收到邓春兰同学发来的私信,问我这么写难道就不担心会“搅动一汪清水”、“打破生活的平静”?我是这么想的:既然让我在最好的年华遇到最美的她,向她展示过最具青春魅力的那一面,这就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让她去细数我稀稀落落的头发和日渐增多的皱纹了。

在来路,我依然会一直慢慢地往前走呀走,嘴里哼着心中那首失落已久的古老歌谣: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猪肉……

 

尾声:唱出心中失落已久的那首歌谣

 

文章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班群里无论白天还晚上,都在热烈讨论我所记述的那些旧事,有的同学十分敏感,认为我杜撰了一些“莫须有”的情节,对博中现状的评述性语言也有失公允和客观。于是,我就暂且搁笔,回过头去一遍一遍地梳理那些码好的文字。

前面说过,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我都希望能做到完美无缺。只要班里还有最后一个同学对作品不满意,我就认为自己的创作彻底失败了。然而世间不如意之事,十常占八九。我一边尽着最大的努力想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一边却又不能触及某些禁区,每天都在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感觉身心俱惫异常辛苦。然而,我终于还是掉下去了,还是伤害了某些同学的感情,我误读了某些信息,把自己的主观臆断,以及早已无法求证的一些争议性情节,当成了历史的真实存在写了进去。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艺术本身也有自己严密的逻辑性要求,这个作品寄托着同学们太多的情感了,首先它是不应该失真的。

这个失误跟我本人性格密切相关。我一直认为“行大事者不拘小节”,生活中常常会忽略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环节,为此我曾吃过不少苦头,遭到过应得的报应。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很多臭毛病至今都还没能改过来,有时得罪人了自己还傻傻的不知道。比如,你把自己的臭手插进裤兜里好好走路便是,干嘛要搭在人家老婆的肩膀上啊?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介意呢?明明白白一个内向腼腆的女生,没事你干嘛要叫人家“兄弟”啊?还有,吃酒猜拳的时候,你凭什么非得把人家灌醉不可……

其实,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孤僻人,我一直都在寻找人世间的温暖,寻找生命的价值,寻找真情、善意、友情和爱情,寻找自己在人如蝼蚁的世界里的独特意义,寻找神圣、永恒的上帝。但是,我总是找到的少,失去的多,有时候还没找到,而刚刚拥有的又要失去。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仍一事无成,但我走出去,还是华尔兹,还是歌剧,还是康德、尼采、海明威。我跳不了广场舞,唱不了《小苹果》,读不了《盗墓笔记》《鬼吹灯》,无法如庞革平、王华光同学那样时常在朋友圈里转发一些“心灵鸡汤”,我跟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时代在变,不能把人类文明的优秀内核给抛掉。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实,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纵低俗,会很快散架,成为空心的壳子,一击就成碎片的。

也许我没资格指点他人,训导时代。但我看得清楚,说的也都是内心的实话。我的这些说法也不新鲜,不独创,还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们是从内心出发,怀着真正的焦虑,在大脑里思考了无数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这些别人不一定爱听的话送到嘴边的。相信我,绝不是有口无心,信口开河。

故事能引发大家的思考和争论,能触动一些同学的敏感神经,以致招徕某些误解甚至指责,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的“创作”也算是接近成功了。一个作者最悲哀的莫过于他的作品出来之后,读者毫无反应,没起一丝波澜,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然,侵犯隐私权、胡编乱造仍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所以,我诚恳请求大家继续提供宝贵的批评意见。到了现在这个男女同学在一起已基本没有性别区分的年纪,我们要拥有的是知足、快乐。

终稿出来后,同学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作为班级的传记已无出其右者”,并对我冠以“才子”、“哲学家”等称号,让我很有些星宿派掌门人丁春秋丁老怪那样的飘飘然晕乎乎。不过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还是令我非常高兴。我们那一代人,学中文的不懂哲学思辨,读哲学的缺少文字功底,而我却是“左右互搏”文哲兼备,我只想告诉大家:二次华山论剑夺得“武功天下第一”这个名号的,其实是全真教的老顽童周伯通。这得感谢母校复旦,让我有幸蒙受过她当年非常超前的“通识”教育,得以“定慧双修”。

文章进入收尾阶段,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想要借题发挥,抒发胸中积郁已久的某种情绪。于是,我改变之前的写作手法,采用散文诗的方式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刻意渲染一种愤懑忧伤的气氛,慢慢将大家引入另一个极致极美的虚幻世界,高潮之后戛然而止。“寻找的悲歌”也确实引发了很多共鸣,一些女同学发私信给我,说不敢、不能、不忍细读下去,会掉泪。大沈、邓春兰、李瑾等同学在班群里提出,文字虽然十分凄美,但与前文的格调很不相符,希望能多提供一些正能量。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把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那个章节全部推倒重来。

有同学说,本文如作为博中八十年代末教育史记,显过于追讨、悲情、纠结与唐突,最好调整角度,契合时代节拍,去俗存精,用崭新笔触,描绘改革开放后中国南方农村及城镇青年,以知识改变命运为主线,以学习、理想、憧憬、爱情、成长、师生冲突为元素,展现新思维、新风气,赋予白州新青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我认为大家把我抬举得太高了,这样的宏篇巨著属于人民日报社论的范畴,应该是庞革平那些高手才能写的。我虽然早年也当过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也没练过《葵花宝典》,功力明显不足,无法去“塑造人”、“鼓舞人”。

不过,我觉得大沈的提议也很有道理,应该有一条“主线”。当初,我只是一边写一边发,完全是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就写到那里,没有一个贯穿全文的主题,修订的时候,我对其中的一些章节作了较大幅度的删改,力求体现某种全局思维。现在,我觉得这条主线应该是“青葱少年至真至纯至爱的情感牵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我想是主要是这三个原因:一是真实发生过,二是与我们密切相关,三是我写得有些凄美。有些同学认为不应该过于悲情,而且还要考虑本班同学之外其他读者的感受,可是从一开始我就只单纯地想写给我同班同学看的,我只在意他们的感受,没考虑那么多。当然,如果本文不慎流传出去,让某些读者看了之后感觉不舒服,我还是要道一声抱歉,并将在再版时修改调整。

我也接受了阿郑佬的建议,把那些言不由衷的口水话挪到这一章节来,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当初写作时的真实感想,我仍保留了一些承上启下的废话,主要觉得这毕竟不是一部严谨的文学作品,能让大家读起来顺其自然就好。我还对最后一章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几乎就只写了两个男女猪脚,对前文的相关部分内容进行呼应,也对结局有一个交待,想必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和接受。文中妄议一些同学及家长的名字虽然有失尊重,但也只是反映我当时的真实心态,请不要作过多解读。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小时候人家叫我“阿狗二”,大一点就叫“龙啸翔”,现在又叫“龙少翔”,其实我还是我,跟叫“阿镜”没有什么不一样。

另外,文中评述何旭华老师的言语有失尊重,所占的只是当时的立场和角度,缺乏客观和公允。何老师其实也是一个“老黄牛”式的好老师,对学生同样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只是当时博中班与班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也有相当激烈的竞争,他用他认为妥当的办法去“护犊”,其实也没什么不妥,大家不要耿耿于怀小肚鸡场。

终结版的初稿完成之后,我跟一个业务水平相当高的记者朋友说,我花了大半个月时间写了一部仅供几十个读者阅读的纪实文学,他开始的时候大笑我“无聊”,后来我把此文发给他,他晚间一口气读完全文,就再也睡不着了,他说他竟然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还从中找到了自己当年的“芳华”。

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生之涯?我一直搞不明白自己这辈子究竟都还做过哪一些“有聊”的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怀旧的情绪也越来越重。这些年,班里也陆陆续续搞过不少范围不一的同学聚会,但无外乎都是一些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之类,久了就会油腻,所以我建议不妨增加一些类似于沙龙式的漫谈访谈,清茶一杯便好。我也希望有机会来主持这样一个访谈,我会问一些同学诸如此类的“问题”:阿朱伯的“特异功能”现在还剩下几成功力;从阿郑佬的视角看,妹妹比姐姐究竟好在哪里;大沈当年的“思春日记”,除了已经公开发表的还隐藏些什么内容;等等。我想大家一定会跟我一样兴趣盎然,同学聚会也便常聚常新。

前几天,很多同学提议建立“855公益基金”,每年资助一个博中贫困学生,并对班上突然发生意外需要帮助的同学提供紧急救助。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想再做一番努力,把855的故事改编成书并正式公开出版,所得版税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公益基金的启动资金。我甚至还想募资在博中塑一尊王贞瑛老师的半身铜像,以寄托我们无尽的怀念和深切的哀思。

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缘触发灵感,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烹饪一桌855大菜。我找来了各种各样的食材,一边在厨房里满头大汗地煎煮烧焖,一边广撒帖子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品尝。我很想将它做成“满汉全席”,可是由于学艺不精,加上众口难调,开吃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的酸,有的辣,有的咸,有的淡……但请你先不忙张嘴骂娘,或者摔下筷子拂袖而去,你不妨平静地坐下来,慢慢再咀嚼一遍,可能就会发现先酸后爽,先辣后脆,入口即化,咸淡皆宜。如果你还是认为口味有些重,可以把筷子伸到另外一盘,满满的一大桌,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道菜。我想说的是,这些菜品的原料全部产自我自己家的菜园子,土法耕种,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伤肠胃不损脾脏,尽管放心食用便是。如果你最后终于对我竖起了拇指,或者是席间随意给我点了一个小赞,我必定会十分开心,并更加发奋学习,让自己的厨艺大有长进。下次再开筵席,我还要高高兴兴上门去邀请您。

最后,借用纳兰性德的《饮水词》结束全文: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全文终 2018.1.10夜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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